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互动关系
2021年02月25日 来源：石河子大学学报 作者：屠静芬、金姣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巨大革命，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乃至知识文明的转变。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将“国家治理”和“现代化”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新概念，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回答了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方面，我国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问题。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会议明确指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科学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关联，准确把握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形成相互协调和配合的体制机制，对于提升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互动之基
自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概念，“现代化”和“国家治理”就成为学术界绕不开的热门话题，它们看似是在两条轨道上运行的平行线，但在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双重视域下，二者有了密切的内在联系。厘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联，是探讨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也是构建良性互动机制的前提，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宽阔视野进一步研究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深远。
（一）从概念的内涵来看，二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现代化是指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的过程，是在社会分化的基础上，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先导，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并最终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过程。7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内涵，同时也开启了探索现代化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序幕。
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改革开放的“同步推进”和“一体建构”，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设定不断发生着变化，从“四个现代化”到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涵盖范围也从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四个领域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位多领域。就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容来看，集中来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家治理体系要现代化，另一方面是国家治理能力也要现代化。对此，习近平多次强调：“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也就是说，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通过不断构建科学、规范和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挥制度优势，提升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从概念和内涵来看，二者区别明显。社会主义现代化重在通过系列目标的设定最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重在结果的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重点在“治理”，强调科学地执行制度，提升治理能力和效果的过程。从二者的联系来看，一方面，它们都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属性，都是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语境和话语系统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动摇；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集双重职责于一体，既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又积极主导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领导二者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良性互动，在双向耦合互动中提升水平，助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从历史逻辑来看，二者前后不同，各有侧重，互补共融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先后师法西方的器物、制度乃至思想文化，开始了为求得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不懈探索的艰辛历程，然而，中国却未能自生自发地走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这种局面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才开始步入正轨。追根溯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概念首次被提出，是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国家”。70多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虽历经曲折坎坷，但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奇迹。而我国对国家治理的探索与实践则是始于新中国成立后，并先后经历了“国家治理体系基本框架的构建”（1949—1978年）、“国家治理体系的适应性调整”（1979—2012年）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力推进”（2012—至今）三个发展阶段。从历史逻辑来看，现代化理论的提出和实践在前，中国开始向国家治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迈进，但真正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要战略构想，却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是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实践历史性演进的必然产物，也是国家治理理论的重大创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永恒主题，它居于目标性、总体性的层次，具有统领作用，它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更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统筹兼顾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和生态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维度，是从制度层面和治理维度去思考和回答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方向问题，更侧重于解决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等各领域制度问题，并将现代化的重心从经济领域向国家和社会治理领域转移，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容。二者所涉及的领域和层次不同，各有侧重，互补共融。
（三）从发展走向来看，二者有所差异，但保持同步共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并聚焦现代化，提出“两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了当下到2050年的战略安排，细化了现代化建设两个发展阶段的内涵和特征，描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图景。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会议提出“三步走”战略构想，并明确提出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即“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描绘了中国中长期发展的壮丽蓝图，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改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今后的发展走向来看，二者虽有所差异，但也表现出同步共进的态势。二者差异表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是趋向于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现代化水平的全面提高，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更加突出国家治理在制度层面和治理能力方面的全面优化提升，并立足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制度优势转化成效能优势。二者的同步共进则表现在：一方面目标指向一致。从发展态势而言，伴随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序幕拉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也将随之逐步提升；二者发展的目标指向一致，直指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更高水平和更完善阶段，最后建成一个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为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另一方面战略步骤类同。无论是“两步走”战略中的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三步走”战略中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它们都将2020年、2035年和2050年作为时间节点，且国家治理“三步走”战略规划被纳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两步走”的战略之中，二者同步共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相互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制定了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目标，并进行了“两步走”的战略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发展目标。可以说，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二者共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过程，其发展要素的同质性构成了二者的协调发展与耦合互动。
（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然要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之中，中国共产党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自觉大力推进治国理政的理论创新及实践创新，并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极富时代性与发展性战略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根本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到新时代的新维度，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必然结果。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的发展不仅体现于器物方面，而且体现于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社会组织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等诸多层面。”全面的现代化，首先是一种宏观层面的总体现代化，它要求国家有一整套有机联系、相互贯通、推动实现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顶层设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方针的调整，是国家顶层设计逐步完善和发展的体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侧重点从注重经济现代化到物质和精神并重再到强调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风向标。其次，在中观层面上，全面的现代化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不仅是在各个领域要实现现代化，更要实现贯穿于各个领域之中的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更新与进步，促进制度、体制、机制的完善、成熟和定型。再次，从微观层面来看，全面的现代化关键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人是现代化活动的从事者，也是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承载者，更是国家制度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是要实现作为微观主体的人的能力的现代化，只有更加注重人的解放和现代素质的提升，把促进人的现代化放在更加核心的位置，用科学先进的理念来武装头脑、提升人的能力，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初步定义就是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如“四个现代化”就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改革开放后，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均有拓展，但仍限于物质和精神层面，从“两个文明”建设的提出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围绕物质和精神层面促进现代化各方面相互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并进一步明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主题和发展目标，努力实现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为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与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根本发展目标的有机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充分意识到，要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必须要形成一套更加成熟稳定的制度，通过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作出适应性调整，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才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向前发展。经过70多年的艰辛探索与实践，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逐步凸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内容，指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方向。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制度和能力保障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治理问题越发凸显为社会最为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从中国以及世界大国的兴衰历史可以看出，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甚至影响着国家的存亡。国家治理水平高、国家治理能力强，经济社会发展就健康繁荣；国家治理不善、治理不力，经济社会发展就丧失了基本的前提和保障。进入新时代，迈向新征程，要确保社会主义中国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是根本保障，唯有不断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并使之转化为治理效能和效果，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国家治理的科学制度体系是规范国家、社会权利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的总称。制度因素是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它是国家之基、社会之规、治理之据。纵观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史，现代化程度高的国家无不有着成熟稳定、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制度体系，集中而言，主要包括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涉及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的体制机制以及法律法规的安排。这一套国家制度的形成源于中国共产党建党近百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积累起来的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理论、经验和方法，这些丰富的思想、理论、经验和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于中国大地，具有浓郁的中华文化积淀，并在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将它们上升为制度，从制度层面和治理维度去思考和回答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根本性、全局性、紧迫性、战略性问题，进而逐步打造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和治理平台，确立全面现代化的枢纽机制，同时变革与时代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推进国家和治理体系现代化，释放制度红利，为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面临的诸多问题和矛盾提供根本制度保障，从而进一步筑牢和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基。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从国际来看，国际格局不断变动，世界经济进入徘徊期，国际力量进入盘整期，国际机制建设进入爬坡期；从国内来看，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创新能力不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大，社会矛盾和问题叠加、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等。“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这些问题和挑战对集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双重职责于一体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走向现代化，关键与核心就是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高度的治理效能，并消除国家治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观念方面的障碍，增强党和国家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以及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并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以及协同性，达到国家治理的显著成效。因此，用科学的制度和方法来提升治理主体的能力，尤其是作为重要治理主体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仅能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也有助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
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良性互动
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其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说，并不总是处于一种恒定的状态，只有当二者良性互动时，才能发挥相互促进的正面作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阶段，要以二者互动关系为基础，构建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一）以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现代化为基础，提高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凝聚力量
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历程启示我们：制度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和全局，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各方面目标实现的具体性措施和保障规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中国逐步形成和完善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由一系列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伴随着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出的重要制度构成。这一严密科学完整的制度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沃土中产生、发展并逐步得到完善，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第一，这些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体制机制有机衔接，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既保持稳定，又充满活力；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国家层面的民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人民民主促进党内民主，形成了上下互动的良好局面；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出发点，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归宿，把党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法治的力量凝成一体；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具有强大的组织力，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在实践中继续坚持这些具有深厚理论和实践支撑的先进制度，建构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同制度层次，形成稳定有效的制度体系，展现显著的制度优势，以保证人民安居乐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障国家安全，进而有效地产生稳定而持续的制度认同和国家认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凝聚力量。
（二）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重点，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铸就坚强的领导核心
就历史与现实来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唯一领导核心，是人民与历史的双重选择，因此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肩负着重大使命，其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网络化等多种因子相互作用和碰撞下，引发了国际国内一系列新变化、新矛盾和新问题，从而给中国共产党提出新的挑战和新的考验。面对挑战与考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切实“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增强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这一表述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所应该具备的能力，为在新形势下健全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即将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历史阶段，从而开启了我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篇章。新的历史阶段，必须加强和不断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治国理政的水平，永葆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从而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主心骨”和“当家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就是对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一次大考。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越是兵临城下，指挥越不能乱，调度要统一。”党中央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治，科学判断形势，有力有效部署各项工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开展工作，与时间赛跑，充分发挥了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也展示了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提交了疫情防控的中国答卷，为世界各国疫情防控提供了积极的能够借鉴的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加要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重点，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以先进的执政理念、严密的组织管理、科学的路线方针来不断提高解决国内外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执政本领，形成坚强的战斗堡垒，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锻造坚强的领导核心。
（三）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为导向，倒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如今已经从现代化早期阶段向后期阶段迈进并逐步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多变，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剧变重组，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相互影响、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相互叠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面临着不少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作出如下分析：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论证现代化与政治秩序的关系时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现代化进程中的不稳定因素投射在国家治理层面，凸显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还不够，以及国家治理能力尚显不足，包括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城镇化等等，都冲击着现有的国家治理体系，并严重挑战着当下的国家治理能力。例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初期，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领域存在的问题，也反映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短板和不足。面对现实问题，中共中央针对湖北和武汉前期防控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加强指导，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的战略格局。危机的疫情防控倒逼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为快速有效地防控疫情起到了积极作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问题是反映国家治理能力的一面镜子，我们要全面把握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状况，以倒逼的方式推动改革的跟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四）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契机，引导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认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支持和动力
“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为了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胜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分两步”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明确了当下到2050年的战略安排，细化了现代化建设两个发展阶段的内涵和特征，描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图景，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推动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模式，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而这些都源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及有效地与中国历史传统、现实国情和文化习俗等有机结合，在坚持实事求是基础上大胆创新，诸如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契合中国国情、顺应中国需要的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更是走出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路。正如俄罗斯国际问题专家亚历山大·萨利茨基所说，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概念才在全世界普及开来。在短短的时间里，中国让现代化具有了最全面和最丰富的形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要以新的历史起点为契机，继续引导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认同，脱离西方现代化的话语语境，树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自信，激发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支持和动力。
历史的指针指向新的刻度，奋进的脚步迈上新的征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只有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和多措并举同步跟进，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早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简介：屠静芬，女，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