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的价值共识困境与消解路径
2021年2月20日 来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作者：郭明飞 许科龙波
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智能传播时代，信息以网络舆论的形式迅速生成并拓展着社会舆论空间。面对互联网带来的时代变革，网络舆论空间的复杂环境催生了“后真相”现象，人们在追求情绪下的价值判断往往会忽视对真相的探求，被感性操控的“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的冲击不可小觑。这是一个“后真相”的时代，也是一个迫切需要“价值共识”的时代。舆论导向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对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舆论导向，并提出“好的舆论可以成为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不好的舆论可以成为民众的‘迷魂汤’、社会的‘分离器’、杀人的‘软刀子’、动乱的‘催化剂’。”深入分析“后真相时代”的时代特征、价值共识困境及消解路径，引导好社会舆论，对于加强主流价值认同，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重大意义。
一、何谓后真相:从真相到“后真相”
现代社会，追求真相的公众流转于现实与虚拟之间，享受着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掉入了在二次元空间飞速传播的信息“后真相”时代中。人们终其一生追求真实，而“后真相”带给我们的恰恰是真假难辨的二次元信息时代。如果说真相是现实空间真实社会现象的代名词，那么“后真相”则可以理解为事实、宣传、谣言、怀疑、线索、希望和恐惧的混合体，其繁杂和无章可循令人瞠目结舌。
“后真相”(Post－truth)一词是美国学者史蒂夫·特西奇(SteveTesich)最早提出的，最初是描述扭曲现象的术语，指操纵公众舆论走向的行为。2004年，美国学者拉尔夫·凯斯(ＲalphKeyes)在其《后真相时代:现代生活的虚假和欺骗》一书中首次完整地提出“后真相”概念，用以表述介于真实和谎言之间的“第三类陈词”。“后真相”一词在我国引起关注是随着智能传播时代的发展，多元舆论与意识形态纷争产生的结果，通常是指以用感性裹挟真相、情感屏蔽现实进行错误的现象。网络既是“后真相”时代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也是主流价值共识形成的重要载体。后真相时代实质是指网络时代下，技术主义借助网络平台主推感性化的谣言、谎言的泛滥，利用群众情绪极化谋求流量及利益从而掩蔽真相，破坏网络传播秩序，阻碍主流价值传播及舆论引导的时代现象。
二、“后真相”的现象化表征
网络次生舆论在“后真相”时代所表现出的巨大影响力，分别表现在过程上的非理性、形式上的虚假与固化、结果上的群体极化与信任异化，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些时代特征内在地作用与影响着一个社会价值共识的形成与维系。
1. 理性乏力:虚假信息甚嚣尘上
后真相时代的主要引擎之一是虚假舆论的传播，数字媒体、社交媒体、个人微博、博客等替代媒体和社交网络(包括Twitter，Facebook，QQ，What-sApp)。在后真相时代，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潜在的舆论传播主体，由此产生了一个相对较新的名词，即“虚假新闻”，《纽约时报》将其定义为“意图欺骗的虚构故事，通常以金钱收益为动机”(Tavernisen，2019年)。这类新闻往往并不注重原生舆论的事实调查而趋向于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实效性，往往将真实性有待考究的舆论通过精心设计的情感包装散布出去，对事实造成极大的混乱。同时，在原生舆论的基础上酝酿出“二次解读”的次生舆论往往带有较强的主观情绪色彩且快速传播，反过来形成或操控公共舆论走向，从而影响社会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共识。以微博热搜话题榜为例，新闻事件表现出的“感性与理性”在后真相时代的地位的不对等，真相和理性让位于情绪化的宣泄和信念式的主张，相较于事件本身的真实性，公众更倾向于相信将个人情绪包装甚至煽情化用以集结群体的次生舆论，更加主观、简单地对一个事件作出价值判断，而偷换概念进行次生舆论转换、设置意识形态陷阱恰恰是网络“后真相”时代的重要缺陷。
2.个体思维固化:封闭场域下的回音室效应
网络次生舆论的非理性宣泄对真相造成的巨大混乱，实际上会造成一个连锁反应，即为情绪引导的虚假新闻二次发酵后演变为次生舆论从而造成封闭场域下的回音室效应，表现为大众在选择信息时基于自身偏好，更愿意接受与自己观点趋同的信息，并在信息交换过程中得到共情，基于大数据技术的信息平台同时会根据个人意愿推送相似信息，营造出封闭的“回音壁”场域，同时不断固化观点与思维，将自己置于一个思维固化的封闭的“回音壁”场域而不自知。回音室效应、信息茧房、过滤气泡实质上表达的是同一种现象。如图1所示，内容平台通过算法向用户推送信息内容，通过收集受众群体的浏览时长、转发关注、评论点赞、订阅收藏等数据分析个体喜好，结合自媒体、合作媒体和爬虫技术有针对性地对受众群体进行分类，并对每个小众群体进行相关信息持续推送，同一回音室的大众具有相似的思维模式和群体属性，认知趋于一致，一旦出现错误信息引导容易发生极端的一致性后诱发群体极化现象。实际上，“回音壁”不仅仅是垄断了“事实”，更是垄断了“价值共识”，这使得人们愈发关注与自己价值判断相同的声音与群体，整个社会价值共识的形成则是举步维艰。
图1“回音壁”效应
3.群体极化下的民粹主义:群体性“坏的主观性”
“坏的主观性”源于黑格尔提出的哲学术语恶的无限性(badinfinity)，他在批评形而上学时指出，“某物成为一个别物，而别物自身也是一个某物，因此它也同样成为别物，如此递进，以至无限”(《小逻辑》)。恶的无限性在这里用以表示无限扩张的主观性通过“恶的无限性”对客观事实进行拒斥，并以此取代客观存在，我们将其称为“坏的主观性”，当这种“坏的主观性”带着一定主观价值色彩并通过互联网信息平台进行价值传导，内容平台的交互性及受众群体的复杂性使得接受信息的受众往往以相似的价值观聚集。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群体间相似的价值观统一为共同的价值认知，进而形成认知层面的群体极化现象，这便不利于整个社会价值共识的形成与维系，一方面，可能会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体制内自下而上的改革和创新。另一方面，这种“坏的主观性”随意性太强，毫无理性证据或数据支撑，仅仅依靠情绪化的本能和非利他性的信念系统，就将个人经过情绪酝酿二次理解后的主观性次生舆论上升到群体性的层面上，理性和智力在群体发展的过程中的作用微乎其微，群体累加的结果在莫斯科维奇的认知中被定义为是愚昧、愚蠢甚至无知的。表现出群体性的“坏的主观性”，同时带有浓重的群体排斥的意味，对精英的失望衍生出对体制的质疑进而演变为信任异化，情绪上的表达通过集体抗议的行为进行宣泄。不难看出，作为特定群体价值取向的民粹主义，正是伴随信任异化衍生的必然结果，这也深层次上彰显出“后真相”时代价值共识。
4.媒体消费主义及娱乐化运作:消费即为利益
在网络空间里，对回音室效应追本溯源的进行归因分析，不难发现，从这种“信息混乱”中获得经济利益是虚假新闻的主要动力，而通过操控次生舆论的走向，强化先入为主的观点，潜移默化地使人们习惯于某种特定思维模式及行动框式的回音室效应，才是隐藏在虚假新闻经济利益背后的根本精神动力。信息的商业化使得信息在后真相时代起着舆论导向的作用，后真相的次生舆论导向带来的另一重要特征就表现为媒体消费主义和娱乐化运作。传播学家戴维就此曾犀利地指出，“逸闻趣事———一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手段，不管他是经过挑选的还是被夸大的，或根本就是错误的舆论正卷土重来。”一言以蔽之，价值共识的背后，实际上是无数利益的交汇点与资本商业逻辑运作的结果，价值共识本身所应当具有的价值理性在利益场域的博弈当中被销蚀了。
丹·席勒在《信息拜物教》中，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信息商品化的过程，网络空间里追求信息阅读量的流量转换为经济利益是信息商业化的表现之一，在网络空间里，有关注既有流量，流量即为消费，消费即为利益，信息发布者通过心理揣摩加技术算法分析，有针对性的向受众群体抛出的信息，通过共情，迅速风靡，由此产生的次生舆论同样引来新一波的关注。典型的例子是大众熟知的网红及大v，往往也是追求经济利益的信息商业化的表现。而网络空间信息发布的自由，使各路信息可以无障碍自由传播，也使得消费主义和娱乐化问题更加突出。
三、“后真相”时代主流价值共识困境
网络次生舆论在后真相时代所表现出的巨大张力，已然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对价值共识产生巨大消解作用的力量，这种游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之外的弥散性力量，会从传播模式、传播内容、传播主体等方面引发价值共识的困境。
1.“去中心化”的舆论传播模式:主流价值认同极化等。
其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二八定律揭示了价值共识形成难有坚实基础。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曾说过:二八定律是真实存在的，百分之八十的财富永远掌握着百分之二十人的手中。这套经典的二八定律放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上同样适用，不同意识形态在虚拟空间里的较量、争夺更多的话语权，取决于其所代表的阶级主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源的多寡，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的那样“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大众在开始掌控部分意识形态话语权后，所形成的自下而上的信息力量是不可小觑的。一旦公众中的一小部分人通过意识形态话语表达获得某些经济利益及精神满足，对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欲望就会只增不减，随即出现二八定律中的那极少数(例如明星、微博大V，知名人士甚至网红等有宣传力、影响力的人)掌控住一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并利用话语权传播带有主观色彩的意识形态，所聚集的力量继而为其提供更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以此循环反复。然而，个人带有主观色彩的意识形态话语为了吸引眼球往往带有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性质，对于人们形成主流价值观认同具有负面作用，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度一定程度上被稀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
其三，舆论向次生舆论的转换并传播扰乱了原有的价值秩序。社交媒体通过算法和信息发布平台对大众生活的操控远超出了社交本身。价值共识的形成充满了不可控的因素，且信息的发布和更改是零成本的，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发布或对原有信息进行主观更改而形成主观色彩浓重的次生舆论，致使舆论由从前以主流价值观为主导，逐渐演变为次生舆论占比越来越高，传播途径由传统的“一对多”向“多对多”转变，传播结构由“纵向”转为“扁平”。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削弱了人们对于主流价值观的共识。
2.政治冷漠中的次生政治舆论:主流价值共识被冲击
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Olson)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矛盾进行深刻剖析，指出集体行动是指大家一起行动、共同承担行动风险、享受行动成果。这种集体行动中无法避免的平均主义，发展到后期就出现集体性搭便车的现象。这就直接导致了公共利益缺位，当公众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叠加的政治矛盾与政治冷漠汇集起来反作用于政治体制，就会出现信任异化，消解社会价值共识。而公共利益的缺位则表现个体对政治冷淡主义的无声抗辩。具体是指大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度降低，逐渐忽略政治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地位。政治冷淡主义在“后真相时代”受次生舆论影响在行动上主张消极主义，有些90后00后也称其为佛系，强调经济生活而忽略政治生活，这便是价值共识在政治生活中困境的体现。
从社会行为的角度分析，他们的无声抗辩具体表现为网络舆论对包括主流意识形态在内的政治价值观采取不主动、不抵抗、不表态的三不原则，同时采取消遣娱乐的次生舆论方式进行非暴力不合作式的博弈，颇有些“犬儒主义”的意味，他们大多自命不凡且带有骨子里的“愤世嫉俗”，清醒独立，对社会中的美丑认识通透，但绝不合作，拥有一定智慧，能够洞察世事，但对政治带有一种近乎绝望的冷漠，主动选择明哲保身并保持距离。
从社会情绪的角度分析，在个体向群体转变的过程中，存在个体意识不断被群体意识裹挟最终个体意识人格不断消失，最终达到心理趋同的结果，这种趋同心理表现在价值认同方面体现出漠不关心的“佛系”心态，认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仅仅存在于体制内部及精英群体。这种社会情绪中普遍存在的相互传染的现象下，很容易形成群体共情，但对于主流价值共识的维系却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从网络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后真相时代”的公众甘于坠入茧房而不自知，抗拒网络治理，以隐私为由，高举民主的旗帜企图打造出一片不受法律管制的世外桃源，一旦政治公共舆论触及到其个人“自由”，就立刻将其融入自身情绪，转化为主观性极强的次生舆论并高呼“民主”“自由”，一言不合就聚集网友集中抵抗，形成成体系的网络信息力量，对抗主流意识形态，并将其视为维护自身正当权益，殊不知，自己已然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棋盘中的一颗棋子，身在其中，不明所以。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向度的价值共识面临着凝聚的困境。
3.道德愤怒下的“对立认同”:传统信任体系被异化
“信任”与“价值共识”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被稀释价值共识是指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对主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的基础上的并能够产生精神凝聚力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表征。网络时代下，社交媒体强势驻入并以压倒性的优势取代大众传媒，成为当前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呈现出“去中心化”、扁平化的新特点。后真相时代对真相需求的弱化，使得无需核实真实性的零成本信息大量传播，纷繁复杂的信息源占据社交媒体，信息权力的皇冠不再掌握在政治权利的核心手中，而逐渐分散到普通社会公众手中。由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同认知便相对减少，进而产生了对主流价值观认同的弱化，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价值场域复杂多元化。原来的受众群体转变为信息权力的主体，普通大众不仅需要心理转换的过程，同时也需要厘清信息权力的规则，然而，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对这些分散到每个人手上的信息权力进行规范化约束，特别是一些落后的、消极的价值观念没有关进制度笼子的权力，必然会出现各种潜在的危机，如虚假信息泛滥、网络暴力、群体极化等。
其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二八定律揭示了价值共识形成难有坚实基础。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曾说过:二八定律是真实存在的，百分之八十的财富永远掌握着百分之二十人的手中。这套经典的二八定律放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上同样适用，不同意识形态在虚拟空间里的较量、争夺更多的话语权，取决于其所代表的阶级主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源的多寡，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的那样“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大众在开始掌控部分意识形态话语权后，所形成的自下而上的信息力量是不可小觑的。一旦公众中的一小部分人通过意识形态话语表达获得某些经济利益及精神满足，对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欲望就会只增不减，随即出现二八定律中的那极少数(例如明星、微博大V，知名人士甚至网红等有宣传力、影响力的人)掌控住一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并利用话语权传播带有主观色彩的意识形态，所聚集的力量继而为其提供更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以此循环反复。然而，个人带有主观色彩的意识形态话语为了吸引眼球往往带有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性质，对于人们形成主流价值观认同具有负面作用，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度一定程度上被稀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
其三，舆论向次生舆论的转换并传播扰乱了原有的价值秩序。社交媒体通过算法和信息发布平台对大众生活的操控远超出了社交本身。价值共识的形成充满了不可控的因素，且信息的发布和更改是零成本的，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发布或对原有信息进行主观更改而形成主观色彩浓重的次生舆论，致使舆论由从前以主流价值观为主导，逐渐演变为次生舆论占比越来越高，传播途径由传统的“一对多”向“多对多”转变，传播结构由“纵向”转为“扁平”。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削弱了人们对于主流价值观的共识。
2.政治冷漠中的次生政治舆论:主流价值共识被冲击
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Olson)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矛盾进行深刻剖析，指出集体行动是指大家一起行动、共同承担行动风险、享受行动成果。这种集体行动中无法避免的平均主义，发展到后期就出现集体性搭便车的现象。这就直接导致了公共利益缺位，当公众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叠加的政治矛盾与政治冷漠汇集起来反作用于政治体制，就会出现信任异化，消解社会价值共识。而公共利益的缺位则表现个体对政治冷淡主义的无声抗辩。具体是指大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度降低，逐渐忽略政治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地位。政治冷淡主义在“后真相时代”受次生舆论影响在行动上主张消极主义，有些90后00后也称其为佛系，强调经济生活而忽略政治生活，这便是价值共识在政治生活中困境的体现。
从社会行为的角度分析，他们的无声抗辩具体表现为网络舆论对包括主流意识形态在内的政治价值观采取不主动、不抵抗、不表态的三不原则，同时采取消遣娱乐的次生舆论方式进行非暴力不合作式的博弈，颇有些“犬儒主义”的意味，他们大多自命不凡且带有骨子里的“愤世嫉俗”，清醒独立，对社会中的美丑认识通透，但绝不合作，拥有一定智慧，能够洞察世事，但对政治带有一种近乎绝望的冷漠，主动选择明哲保身并保持距离。
从社会情绪的角度分析，在个体向群体转变的过程中，存在个体意识不断被群体意识裹挟最终个体意识人格不断消失，最终达到心理趋同的结果，这种趋同心理表现在价值认同方面体现出漠不关心的“佛系”心态，认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仅仅存在于体制内部及精英群体。这种社会情绪中普遍存在的相互传染的现象下，很容易形成群体共情，但对于主流价值共识的维系却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从网络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后真相时代”的公众甘于坠入茧房而不自知，抗拒网络治理，以隐私为由，高举民主的旗帜企图打造出一片不受法律管制的世外桃源，一旦政治公共舆论触及到其个人“自由”，就立刻将其融入自身情绪，转化为主观性极强的次生舆论并高呼“民主”“自由”，一言不合就聚集网友集中抵抗，形成成体系的网络信息力量，对抗主流意识形态，并将其视为维护自身正当权益，殊不知，自己已然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棋盘中的一颗棋子，身在其中，不明所以。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向度的价值共识面临着凝聚的困境。
3.道德愤怒下的“对立认同”:传统信任体系被异化
“信任”与“价值共识”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信任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信任含有对互惠的预期”。普遍的相互信任，是任何群体内价值共识赖以形成的社会基础。尽管信任是构筑人在社会交往中一切关系的重要基础，但“后真相”的逻辑———在缺乏信任的社会中恪守信任的成本往往大于背离信任造成的损失，导致传统的信任体系被异化，并在网络空间中凸显出“反传统、极端化和民粹化”等特征。在此条件下，价值共识赖以形成的“信任”，不再完全建立于“事实性”理性证据和个体间的义利自觉之上，更多地诉诸于“主观性”本位观念和群体内的宣泄式“共情”。
在“主观性”本位观念的驱动下，“后真相社会”中的个体往往把个人的情感立场作为价值判断的关键依据，并在心理态度和行为取向上，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对主流观念的不认同，尤其是表现出对专家和官方的不信任。而在群体内宣泄式“共情”的裹挟下，群体内泛化的“道德”占上风，这种“道德”，虽以一般的社会道德为基础，但又与之相脱离，表现为局部性、团体化的价值标准;虽以普遍的社会理性为底色，但又与之相背离，表现为非理性、主观化的情绪宣泄。在“主观性”本位观念和群体内宣泄式“共情”的共同塑造下，个体间的信任是一种“无原则信任”。这种“无原则信任”本质上是一种“对立认同”，其以“共情”为基础，建立在“想象共同体”之上，因共同的对立面而产生“对立认同”，在网络空间中表现为因共同的道德愤怒、不满情绪而相互信任，并对共同拒斥的对象表现出不信任。价值共识的形成与共同体息息相关，亨廷顿在提到共同体意识时强调:“离开了文化，地理上的邻近不会产生共同性，而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合作有赖于信任，信任最容易从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中产生”。由此可见，道德愤怒下的“对立认同”在使传统的信任体系被异化的同时，也使任何建构和维护普遍性价值共识的努力和实践，都面临着严峻的舆论挑战和压力。
4.后现代主义下的解构文化:价值虚无危机
随着网络空间一体化逐步发展，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观，为“后真相时代”的发展提供思想沃土。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下的“后真相”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也是不容小觑。正确看待后现代主义对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首先需要正确理解后现代主义理性批判对中的“理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理性促使人们触碰到自由，实现真正的精神觉醒。然而，后现代主义自启蒙运动起就打着“反权威”的旗号反对和批判“理性”，试图摧毁理性主义建立的价值原则，打破社会规则，激化社会矛盾，放大平民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差异性，强调社会不公，并鼓吹个体应当集结起来反对权威，重置一套新的价值秩序。不难看出，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理性的批评从一定意义上挑起了民粹主义的泛滥，并借此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发起了冲击。其次，后现代主义思潮主张文化的多元性，他们拒绝任何单一价值并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视为单一价值，从多元、自由、民主的视角强调价值诉求，试图挑起多元价值取向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与对抗，以表面民主的虚名妄图瓦解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共识。最后，后现代主义究其根本是一种“解构”文化，对传统理性、文化提出质疑但并无构建，这种“只解构，无建构”的文化，实质上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和颠覆，会引导人们丧失理想信念，陷入价值虚无的境地，妄图瓦解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进而以和平演变的方式颠覆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
四、“后真相时代”价值困境的消解路径
“后真相”带来的价值困境，在法律发展滞后于网络技术、媒介技术以及不断发展的各种智能技术科技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下，只有坚持凝聚共识、积极引导、科学治理、情理交融的理念，从价值引导、制度完善、公信力重塑、技术引领等方面建构更为开放、包容的网络新秩序，刚柔并济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技术结合起来内化于行外化于制地融入社会大众的精神自觉，才能有效应对“后真相时代”的价值困境。
1.价值引导和制度约束双管齐下
“后真相时代”出现的加之困境归因是公众的网络行为失范，需要体系性的规制与约束，约束的目的在可控性，这就需要结合正确的价值引导，二者相结合，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健全信息法律管理体系，用制度来捍卫价值共识的形成。我们要依法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规范网络及信息传播行为，要求健全网络舆情管理相关法律为网络治理提供法律支撑，用法律威慑网络行为不良者。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对网络信息安全提出一定制约。在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由于法律滞后于技术发展，虽有补充性的文件如《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条文，但仍然存在立法不足，针对性不强、约束力欠缺等问题。因此，需要有针对性的实时完善法律体系，让法律跟得上制度的发展，同时提高违法成本，让网络失范行为有所忌惮。
其次，从价值引导、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角度出发，“后真相”现象下话语权引发的公共政治舆论及次生舆论强化网络对政治的民主监管的同时也带来了虚假信息、谣言难辨、信息娱乐化等负面后果。因此，要积极规范舆论，通过主流价值引导的方式找到平衡的应对策略，不能非黑即白地杜绝一切非主流信息，而要刚柔并济采取“一元主导不动摇，多元信息严把控”的策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严守网络空间主流价值观的话语赋权的底线不动摇，在意识形态内容、传播方式等方面确定底线，保障网络主体的合法权益，为“后真相”话语确定底线原则，其边界在于不损害基本的价值共识。第二，营造多元舆论场域，开放多元的同时抵制低俗化、娱乐化信息，将网络空间朝着良性发展方向推动。第三，正确发挥主流价值观的引导，遏制网络空间信息自主造成的群体极化现象，实现对网络空间话语的价值整合。最后，必须认识到，依赖于情感和信念体系的网络“后真相”在行为逻辑上发端于西方自由主义，主流价值在发挥引导作用时需要警惕后现代主义式的价值虚无和价值相对主义。
2.严格把关重塑公信力
真相是获取公众信任，消解信任异化的最有效方式。在“后真相时代”，政府公信力下降，网络社交媒体影响力提高，虚假信息泛滥，面对“后真相”带来的信任异化与公信力重塑的价值困境，要重塑政府公信力，政府需要占领网络空间，用权威信息占领网络传播空间。政府机关和主流媒体要通过制度设计重建网络信任体系，强化主流权威价值引领。首先，允许一定程度的不信任，要考虑的只是如何调配信任与不信任共存时的均衡问题，对于信任均衡而言，需要打破原有体系中的以情绪主导而将重心引导到对真相的关注上来，加大主流媒体新闻可信度，提高公信力。其次，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信任中介，可以以法律条文也可以用规则性的制度，制度信任不易受个体及影响，具有优化信任的能力。再次，需要培育社交网络的公共信任意识，通过对主流价值的不断强化，潜移默化地形成可量化的道德底线，使其形成公共信任。正如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时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政府公信力是公共信任意识的最大载体，公共信任意识依赖道德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制度和契约的规制，信任体系的重构需要政府、制度和道德共同努力，才能合作奏响社会主义和谐、美好的网络空间交响曲。
3.发挥技术引领优势———区块链+智能媒体融合
在法律和技术的双重制约下，如何从中突出重围，需要平衡技术和人文需求的关系，在推进技术的同时，实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价值共识的融入，让技术服务于价值共识的建构进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技术进步直接带动机器改进，机器改进理论上可以减轻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增强人对自然的驾驭能力等。”先进的技术力量有助于消解“后真相”带来的价值共识困境。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作为最新技术的代表，作用逐渐凸显。尤其是区块链技术，在保护隐私、版权、数据信息及信息溯源等方面可开发性极高。对区块链和智能媒体的融合目前尚处研究初期，随着区块链近年的大热，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0月24日下午就区块链技术当前发展状况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11］由此可见，区块链技术在未来将成为各行业备受推崇的核心技术，在“后真相”时代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以及价值共识的建树可能具有革命性的力量。
第一，区块链的溯源机制可以弥补当前媒体虚假新闻无法查证的问题，实现信源识证，基于PＲIS-MA建立虚假新闻审查机制，重塑媒体公信力，为价值共识的凝聚奠定事实基础。通过力量整合加强对信息内容真实性的审核，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与客观性，同时加强区块链技术与PＲISMA的合作，解决可能出现的其他形式错误信息。当前，事实核验已经由早期的文字符号审核延伸到图像和视频领域，该技术覆盖全球17个国家，并拥有27个合作伙伴，有一定技术基础。目前区块链技术已经在日本落地，既“猕讯”，日本“猕讯”当前正着手与美国媒体合作探索区块链与智能媒体的融合，区块链与智能媒体的融合将是技术发展的大势所趋。
第二，区块链可能改变信息消费的方式，打破中间数据算法平台的控制，将内容生产者UGC与自媒体平台单线联系起来并通过智能合约对其自平台信息内容自主定价，这对于价值共识的形成有着一定的支撑作用。
第三，完善信息知识产权漏洞，区块链的链上共识及溯源技术通过合理应用到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之中，会对原有互联网基础之上的信任异化起到重构的作用，并从底层开始，对网络世界信息的管理进行了换血式再造。
第四，区块链与智能平台的融合不仅仅是媒介间的融合，更意味着“参与式文化”的发展，公众通过互联网身份进行创作和信息传播，版权予以保证的同时，互联网身份同自身身份吻合的认同感会促使网络交往的不断加强，从而形成开放、共享的网络环境。
尽管区块链与智能媒体结合并应用于“后真相”价值共识的消解的理念还没有落地，但这也恰恰意味着技术发展无限的潜力，对技术的创新充满期待的同时，一定要对其应用敢想，敢联系，才能进一步推动技术发展的二次创新和“跨领域联盟式创新”。
4.在智能算法推荐中渗透主流价值观
通过智能算法等技术手段推进价值共识的凝聚。在网络信息化时代，智能算法可谓无处不在，算法推荐是内容智能分发平台的“灵魂”，在智能平台推送、网络媒介、信息传播方面的发挥巨大作用。智能算法的偏向可能会对价值传播的方向有一定的影响，然而算法本身不是纯粹中立的，受制于算法背后的程序员或设计者，信息传播之初本身就带有些许主观色彩，智能算法在设定固定数据后，会根据初始数据进行模仿，这一点在设计之初，利用智能算法的特性，加入主流价值观的信息，编入算法程序中，算法在生成信息时，会不断重复原始数据，就会不断重复推送主流价值相关的信息，受众群体在选择信息时，由于原始信息中含有主流价值相关信息，就会不自主浏览相关信息，智能触控设备通过用户点击进行反馈时，就会形成一个正向的重复，从而一定程度上打破原有回音室效应自主屏蔽主流价值信息和自主选择信息的困境。
同时，不断完善内容平台算法推荐技术，加入平台均衡调配的功能，换句话说，将用户数据信息设定一定比例，固定比例的主流价值信息涉及不够时，平台会将相关信息加入用户浏览信息中，实时更新大数据信息，精准推送，将主流价值观通过智能算法全方位渗入每一个网络用户的“回音室”中，由此更好地促进价值共识为个体所内化。
5.制定网络群体极化动力机理模型
桑斯坦在应对“回音室效应”时提出的“人行道”模式被认为是其重要解决策略。即多样化信息和意见越多，对公共问题的讨论和交流越能做出正确的决定。通过关注智能平台下的群体反应，实时监测，从网络群体极化的动力机理模型分析极化阻力，找到应对策略。如图二所示，正向和负向的动力机理在于智能平台推送前的操作模式。热点驱动、群体认同和回音室都是受众群体极化的“催化剂”，反之，通过智能语义库，对网络暴力与极端言行进行管控的智能监管系统，利用网络爬虫技术通过合作媒体制作系列主流价值引导的主题热点议程的设置，及对自媒体和信息受众群体的正向价值教育引导等形式有助于弱化群体极化，使其向着负向发展。通过对信息的管控、对信息受众的提升及主流价值观内容专题化设置等对群体极化降维，实现群体极化的规避，打破回音室效应。
6.加大信息的供给侧改革
在信息供给方面，受众公众受成长环境、教育水平、文化水平等局限，泛娱乐化现象普遍存在，这种靠娱乐化、消费化的环境下，主流价值观的空间被挤压和边缘化，各路思潮之间的交锋也逐渐复杂。然而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国家绝不让步，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必须牢牢掌控在国家手中，在信息供给方面，不能让需控制供，而要主动掌握主动权，化被动为主动，根据受众公众的需求和喜好，主动地挖掘公众喜闻乐见的主流共识类的信息，从信息内容上凸显主流价值认同，并培养一批唱响主流旋律的网络新生代明星或网络领军人。这种信息供给层面的改革，可以被看作是网络信息的供给测改革，从信息源头上丰富网络内容的同时、提高主流价值信息所占空间和比例，净化网络生态，打破“信息孤岛”和“数字鸿沟”，消除“回音室效应”。
图2群体极化动力机理
（作者简介：郭明飞，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