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与“变”：大学文化建设的二维审视
2020年11月25日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 作者：蔡红生，魏倩倩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大学文化建设是动态变化的生成性过程，是外适性与内适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既要顺应新变化以增强其外适性，又要守持自身传统属性与发展规律以增强其内适性，外适性的新要求与新形势是其不断革新的变动因素，内适性的继承与沉淀是其坚守传统以应万变的定力所在。当前，大学文化建设面临着时代、形势与机遇的新要求，理应适应外适性变化，彰显新风貌。与此同时，大学文化建设还需沉淀其内适性“，守”住大学文化的根脉、根基与根本，以不变应万变。
一、 大学文化建设“守”与“变”的逻辑理路
“守”与“变”，相反而相成也。大学文化建设的“守”与“变”遵循着深刻的逻辑理路，准确把握“守”与“变”的逻辑关系是新时代大学文化建设的基本遵循。
（一） 大学文化建设“守”与“变”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与方法论是大学文化建设“守”与“变”的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文化观非常重视文化的传承与坚守，认为任何文化都是基于历史的前行。恩格斯指出：“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1]561文化具有继承性，没有哪一种现存的文化中不包含传统的文化因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强调事物是变与不变的统一，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其文化观也必然透视着发展的哲学光芒。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并且随着人的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2]2“法的关系”即上层建筑根源于物质生活，而现实的物质生活是动态变化的，这意味着发端于其中的文化也必然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大学文化建设理应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用好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彰显发展的哲学智慧，把握稳定性与变动性的内在矛盾，坚持“守”与“变”的辩证统一。
（二） 大学文化建设“守”与“变”的历史逻辑
在我国发展的不同阶段，随着世情、国情、党情、校情的不断变化，大学文化也在不断地革新与突破。如新媒体的与日发展，催生了大学文化“微”形态，大学“微文化”的研究与建设一时风起云涌，这是大学文化建设应新方法与新形态之变的鲜活实例。再如，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便积极主动地以此为导向，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文化建设体系，在坚守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文化新发展，捍卫主流价值理念在大学文化阵地的主导权。历史雄辩地证明，面临新形势与新境况，大学文化建设必须主动求变实现新发展；同时，观今宜鉴古，也应坚守优良传统，以免在万变的洪流中丧失发展韧性与发展定力。
（三） 大学文化建设“守”与“变”的现实逻辑
“守”“变”结合是大学文化建设应对多层面发展性事实的现实选择。社会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波澜壮阔，推动着大学文化的与时俱进。大学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时代和新的形势与机遇。一是大学文化建设进入新时代的发展坐标，面临新时代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二是新时代创新发展势不可挡，亟待文化创新助力，对高等教育担负文化传承与创新使命提出重大诉求；三是国际文化竞合态势呈现新变化，中国文化在全球文化所处势位大幅提升，为中国大学文化国际化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这些嬗变事实客观上呼唤大学文化建设实现新作为。然而，在此过程中，过于求变的发展取向有时会造成大学文化传统根脉的守卫困境；国内外文化思潮融合加剧，竞相争夺大学文化主导权，西方价值观的渗透带来大学文化中国特色的守卫困境；“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大学竞争日趋激烈，“一流”正替代“育人”成为大学普遍的价值趋向，偏重外在指标的价值追求也可能形成大学文化育人使命的守卫困境。这些困境凸显了守卫大学文化优良传统的迫切性。
二、 在“守”中擦亮大学文化的鲜明底色
“守”是基础，是根本，夯基固本方能行稳致远。“守”并非僵化的守旧，而是对于优良传统的坚守与继承。在大学文化建设的嬗变发展中，我国高校形成了延续传统根脉、凸显中国特色、肩负历史使命这三大优良传统，构成了大学文化建设的根脉、根基与根本。
（一）“守”住根脉，延续大学文化的传统根脉
孙康宜教授认为：“耶鲁的魅力所在，也许正是它的历史传统。作为拥有三百年历史的学校，它一方面在新文化中寻找自我调整的变化，却同时也极力保存着长期岁月的漫长积累。”[3]大学在长期教育和办学实践中形成了特色的文化传统，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传统与底蕴汇聚成大学文化的根脉。
朴雪涛教授强调：“我们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珍视我国大学的文化传统和改革开放以来积累起来的大学发展经验。”[4]我国大学在长期的发展变迁中不断革新，但在变动中又强劲地维持着传统，经由办学实践的滋养锤炼以及历史的淘洗筛验沉淀出了最为精华的传统与底蕴，积聚了经久不衰的传统根脉。如置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著名学府之中，扑面而来的是厚重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即大学文化的传统根脉在现代校园的鲜活呈现。但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大学文化建设的求新求变给大学文化传统根脉的延续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守”住根脉？首先，大学管理者要维持文化战略的稳定性，避免大学文化出现既不能一脉相承也无法一门深入的传统危机。其次，要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双向促进中延续大学文化的传统根脉。一方面要重视校史的收集整理，辨识优秀文化传统以更好地传承；另一方面要推动新的文化创造以成就新的文化图景，从而不断衍生新的文化根脉，开始新一轮的传承与发展。
（二）“守”住根基，凸显大学文化的中国特色
国际知名教育学家许美德教授认为：“没有中国本土文化身份的支撑，遑论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梦。”[5]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文化，首先要扎根中国大地，构建具有中国价值与文化的身份认同。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脉，有鲜明的主流价值观，凸显大学文化的中国特色，必须坚守中国主流价值理念的引领，发挥中华优秀文化的滋养作用，这是我国大学文化建设要“守”住的根基。
首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凸显中国主流价值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与价值追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以来，我国高校便以大学文化建设为重要阵地，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高校、进头脑的长效机制，形成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要引领的优良传统。当前，我国高校开放程度加大，文化领域存在多元思潮共生、多样文化交织的融合空间，对大学本土文化造成了很大冲击，大学文化必须“守”住主导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廓清纷纭激荡的文化迷雾，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具体要通过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与制度保障，创新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教育教学全过程的有效路径，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润物无声的大学文化中，成为大学人“日用而不觉”的价值意识与行动自觉。
其次，以中华优秀文化为滋养，凸显中国文化基因。中国 5000 年的文明发展滋养了深远厚重的文化底蕴，孕育了传承不辍、绵延坚韧的民族精神，如“君子慎独”的道德修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是涵育大学文化的底气所在；中国优秀文化也蕴含了珍贵的教育思想，如“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观、“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的大学观，为大学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延续与生机焕发，在政策驱动下，各高校不断加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文化中的融入力度，形成了以中华优秀文化滋养大学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学一旦失去民族文化，就会沦为外来文化的附庸。“守”住中国文化根基要求大学要以文化建设为抓手，让包含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文化在当代校园生发无尽活力，有力彰显大学文化的中国基因。
（三）“守”住根本，肩负大学文化的历史使命
博耶委员会发布的《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研究报告促使美国研究型大学再次回归常识、重视本科教育，并在国际范围内掀起回归人才培养本位的大学改革热潮。邬大光教授也指出：“当今，通识教育和跨学科教育已经从大学边缘向主流发展，由此形成的教育范式和教学内容的变化，正日益引发世界范围内大学人才培养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人才培养为本，本科教育是根’的理念将逐渐被人们所熟知和接受。”[6]这就强调了人才培养在当代中国大学的核心地位。大学文化是大学人在大学校园生活与实践活动中创造的，一经形成，便无形渗透到教学科研服务等各方面并生发效能，对大学人进行“文化反哺”。大学文化的形成过程决定了育人功能是其本体功能，意味着大学文化自诞生之日起便已担负起育人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多次强调，“高校的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我国高校历来非常重视文化育人的重要作用，将无形的大学文化隐于校园环境、宣传教育、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有形载体形态，滋养大学人的文化品格，形成了文化育人的优良传统。但伴随大学激烈竞争而出现的“排行榜思维”、显性“GDP”指标的过度追求、“投入—产出”的建设公式日渐腐蚀我国的大学发展，使大学“被清晰化”，变成一张可视化的图表，一眼便可读完，而需深度透析的育人成效却被边缘化，致使大学发生了价值偏离，压缩了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本末倒置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这种偏离境况呼唤我国高校“守”住大学文化的育人使命，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大学建设和管理的各方面与各环节，尤其要以大学文化建设为依托，充分挖掘大学文化精神凝聚、文化涵育和德性塑造的育人价值，以一流的大学文化孕育具备批判超越之精神、担当人类文明进步之大任的精英人才，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
三、 在“变”中奏响大学文化的时代强音
“变”是创新，是动力，顺势而为方能永葆生机。“变”不是 肤浅的标新，而是要求大学文化建设在嬗变的事实中拥有紧跟时代的发展动力，大学文化建设不容简单守成，唯有不断地创新，才能焕发生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新发展新趋势、国际合作新机遇已然酝酿了大学文化建设的新要求。
（一） 随时而“变”，做新时代引领社会的灯塔
引领新时代社会发展是大学文化建设适逢其时的责任。“特 定历史时期最好的大学，一定是那个时代最需要的大学。”[7]大学植根于时代土壤，不是脱离社会的“象牙塔”。党的十九大勾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坐标，描绘了新的时代图景，大学文化建设也被赋予新的时代使命，理当随时而“变”。正如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强调：“教育之于社会，有二大基本功能：一在引领，二在服务。”[8]就大学文化建设而言，担负的新的时代使命即在服务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做引领新时代社会发展的灯塔。
做新时代引领社会的灯塔，一是要求大学文化对接新时代的文化需求，服务社会。大学要利用好其“智慧高地”与“文化高地”的天然优势，通过前沿的思想文化活动、先进的科技文化活动，满足新时代文化需求。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全国多所高校发挥学科与专业优势，在研究病毒机理、研制药物等方面开展科研攻关，为抗疫作出巨大科研贡献。另外，多所高校“云”上汇聚抗疫力量，创造了大量讴歌抗疫英雄、礼赞抗疫事迹的抗疫文化作品，积聚了强大的文化力量。这是大学文化对接疫情防控文化需求的有力印证，是服务社会最鲜活的现实体现。二是要求大学文化超越新时代的文化现实，引领社会。“大学是社会中卓越群体的代表，其智慧和良知应超越社会平均值，不是社会潮流的顺应者，而应是超越者和引领者，这才是大学服务社会的最好方式。”[9]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也提出“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这一哲学命题，意味着大学不能限于“服务社会”更应担起“引领社会”的使命。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和大学面临着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崇尚物质，忽视人文”的文化生态危机，工具理性强势而价值理性式微，功利、非理性因素有所滋长。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呼唤大学文化具备超越现实功利的批判精神与理性客观的价值取向，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反思以及对未来社会的前瞻性思考，对当前文化现象作出理性的评价与纠偏，构思最完善的社会文化样态，为社会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
（二） 随势而“变”，做新时代创新发展的动力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高新知识及其物化水平决定一个国家能否在国际竞合中占有先机及主导地位的知识经济及智能化时代，创新发展已是大势所趋。大学之于高新知识生产及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垄断特性决定了大学是新时代创新发展的第一动力源；大学是知识生产的“发源地”、人才培养的“孵化器”，这些都生发于大学的本质属性———“文化性”，大学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等无不兼容于大学文化中，大学文化之于大学的意义不言而喻，大学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大学创新发展的深层动力源。基于新时代创新发展大势，鉴于新时代创新发展与大学创新发展的关系以及大学创新发展与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大学文化必须有力地担负文化传承与创新使命，做新时代创新发展的动力。
传统要向“新”而行，创新要承“古”开今。肩负文化传承与创新使命要抓住文化的“传承———创新”两大基本属性，在两者的交互同构中生发促进新时代创新发展的强劲动力。
首先，要激活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校园的生命力，完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0]669传统是孕育新创造的母体，大学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子系统，必然要接续中华文化的历史荣光。因此，高校要积极构建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的传承弘扬体系，在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中为创新发展提供传统内力。其次，要秉持开阔的文化视野，推动新的文化创造，完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一方面，大学文化创新要对多种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整合与转化，包含传统高等教育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现代西方大学文化精髓是中国大学文化创新的主要源头，大学文化创新要坚持三者的共生演进，在跨民族性与跨时空性的融合中衍生新的文化创造。另一方面，大学文化创新要增加技术赋能，释放现代科技对大学文化的支撑活力。如清华大学开展与疫情相关的“云校庆”，实现了于“云”端进行大学文化生产、供给与传播。大学文化建设通过推动大学新的文化创造为大学创新发展提供深层力量，为社会文化创新提供文化创意与新的生长点，从而为新时代创新发展提供文化动力。
（三） 随机而“变”，做新时代国际合作的先锋
争当国际合作的先锋，以国际视野推进大学文化建设，是新时代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是应对文化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共生的世界文化发展矛盾态势对我国大学文化建设带来的的机遇与冲击的必然选择。
首先，正确认识全球性文化竞合新态势的机遇与挑战。正如马克思所预测，人类文明已然进入“世界历史”阶段，“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1]35。全球文化竞合态势势不可挡。以往在全球文化的博弈中，中国被全球经济的强制牵引而进入以占有解释霸权与定义权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世界文化普适性构造，但在新时代的今天，中国化被动为主动，以全新姿态迎接全球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理念，搭建“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平台，使得中国文化在全球文化所处势位大幅提升，为我国大学文化的国际合作创造了新机遇。然而，由于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世界文化风向被以中国为代表的新生力量逐渐打破，美国悍然以贸易战为先导对中国发起“新冷战”威胁，波及高等教育领域，构成我国大学文化国际合作的新挑战。
其次，迎接机遇，应对挑战，做新时代国际合作的先锋。当日益强大的中国大学迈向世界高等教育舞台中心时，大学文化就是中国大学向世界郑重发声时的规范性语言。面对国际文化交流互鉴日益加强的良好机遇，中国大学文化既要“借机而为”，搭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策东风，以高度的文化自信融于世界大学文化版图，通过构建联合培养机制、创新人文对话机制、互派学生访学等方式同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做好有序对接，在与世界高校的文化交流中汲外养内，建成具有世界意义的一流大学文化。同时，中国大学文化也要“转危为机”，拒斥“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开展合作式对话，实现由含蓄到主动的对外文化范式转换。世界高等教育与人类文化本就孕育着历史统一与命运相济的共性特征，这是世界文化发展趋势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也是中国大学文化应对逆全球化危机、开展国际合作对话的重要前提。对外合作式对话要超越全球文化的对立逻辑，以高等教育的整体性与人类文明的赓续性为合作起点，以高等教育的人文对话为合作契机，通过激发人类共同价值达成合作共识，从而以包容文明的气度廓清文化冲突论，将中国大学的办学理念与教育风貌与世界共享，将“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中国文化特质向世界传播。
（作者简介:蔡红生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委员会委员、常委、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