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科学文化差异的认知解释——简评蒋谦研究员的《人类科学的认知结构》一书
2020年5月20日 来源：社会科学动态 作者：张卫
地球的东西两个半球对应着东西方两种文化，大脑的左右两个半球对应着两种思维机能。东西两种文化和两种思维机能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西方文化表现为分析的、逻辑的思维方式，更多地体现为左半球的思维机能，东方文化表现为综合的、形象的思维方式，更多地体现为右半球的思维机能。这种“人类大脑两半球的不对称性与东西方思维差异之间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和同构性”的现象仅仅是一种巧合，还是有深层的内在联系?当把这些问题聚焦于科学历史、科学认知方面时，它便成了《人类科学的认知结构:科学主体性解释的“类脑模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追问的基本问题，是作者“阐述人类科学认知结构的基本动因”。
在建立“类脑模型”之前，本书首先对相关的理论基础进行了阐述与铺垫。这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科学史研究中的“认知”问题。在以往的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中，关于科学的解释，科学内史、科学哲学倾向于逻辑的解释，科学外史、科学社会学倾向于社会的解释，然而，不论是单一的逻辑解释，还是单一的社会解释，都是不完满的。这种不完满性集中表现在，没有描述和解释清楚科学发现和科学思维的心理过程，也没有揭示和比较不同科学共同体的群体思维特征以及不同的民族文化在具体科学认知中的差异性。因此，有必要在解释科学的分析框架中引入“认知”的维度，同时把逻辑、社会、认知等要素122社会科学动态综合到一起，以便给出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模型。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从“科学主体”以及“认知结构”的角度来重新看待科学。
二是科学文明中的“板块”现象。科学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性活动，总是在一种“文明体”或“文化区”中进行的，因此，科学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文化类型的影响，从而形成不同的“科学文明板块”。该概念的提出改变了我们以往的认识，即“科学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单元不是科学家个体或某些科学共同体，而恰恰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单元本身”。通过把科学活动的单元从“个体”转换为“板块”，我们就能比较好地解释以往科学哲学不能很好解释的现象，如科学发展的地区性、民族性差异，科学文明中心的形成与转移，科学类型与文化类型的内在联系，科学思维风格的相对稳定性及其形成的内在机制等。
三是科学认知的“文化框架”问题。既然科学活动是以“板块”为单位进行的，那么，“从文明或文化入手，不仅能够充分揭示科学文明板块效应的内在机制，而且也能在微观的层面上有效地说明文明或文化与认知的相关关系”。人的大脑就像一个计算机的硬件，必须装上相应的操作系统才能发挥作用，“文化”就好比是大脑的操作系统，其他具体的应用软件都是基于操作系统才能正常运行，因此“文化”对认知活动的影响是基础性、全局性、渗透性的。具体而言，文化对认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价值、信念、符号、制度、样式等方面。这些方面综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文化框架”，它具有整体性、稳定性、主观性、规范性、隔离性和功能性等特征。当然，“文化框架”并非先天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建构出来的。“文化框架”概念的提出，同样给予我们许多新的启示:不同的文化框架呈现不同的“文化实在”，不同的文化实在组合成不同的“结构实在”，文化框架为认知提供“真理”标准，文化框架之间是相互补充的。
四是个体认知与基于文化框架认知之间的相似问题。“生物重演律”或“重演发生论”认为，“个体的发育史是种系发育史简要而迅速的重演”，身体器官发育和心理认知发育都遵循这种规律。这种认识对科学认知的重要启示是:展示了人类个体认知与种系认知的关联性，开辟了科学历史说明的认知路径，揭示了科学认知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提供了科学认知发展阶段的说明。
基于上述的理论分析，该书接着提出了科学认知的“类脑模型”。所谓“类脑模型”，其基本观点是:“地球上的人类精神世界是一个整体，而人类精神构成的智慧圈或思想圈是一个大脑构型”，即与人类大脑两半球机能很相似。在“类脑模型”中，大脑模型仅仅是一种有用的“样本模型”，是为了说明“目标模型”的，即说明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人类科学认知活动。因此二者之间是一种“类比”关系。其基本功能在于，“通过人类大脑两半球机能的不对称性来类比性地说明整个东西方科学认知的差异以及整个人类科学发展的一般过程”。应当说，这个目标固然不错，但问题在于:如果一个解释模型仅仅是对两种现象进行了简单的类比，其价值其实并不高，就好比说，经过一番论证，证明了张三和李四确实长得很像，但那又有何意义呢?因此，我们必须对“类脑模型”的“解释力”进行考察与审视。
我们首先回到“解释”本身，追问什么是好的解释?好的解释具有什么特点?当然，关于该问题的回答肯定是见仁见智，但是一般来说，一个好的解释起码应具有如下两个特征:第一，它能够解释尽可能多的现象。如果一个解释模型只能解释一个或少数几个事实，它不能算作好的解释模型;第二，它不仅能够对既成事实或现象进行事后的解释，不能仅仅是“事后诸葛亮”，还要能够对新现象或未知现象做出“预测”或“预言”。下面我们就以这两个标准来看一下“类脑模型”的解释力。
第一，它解释了“科学认知的不对称性”现象。所谓“科学认知的不对称性”，是指“科学认知主体(呈现于不同层面)的一种结构与功能状态，它由并置、相反、对立的两个方面(条件、范围、要素、能力、效果等)构成;通常一个方面占据主导性，另一个方面为非主导性”。其表现是多方面的，比如以“形”为中心的几何与以“数”为中心的算术和代数、微观对象的波粒二象性以及互补性原理、时间认知与空间认知、意象思维与概念思维等。科学认知的不对称性在地理层面的体现，即表现为东西方科学认知的差异。科学认知的不对称现象是辩证法规律在认知领域的体现，“类脑模型”可以为该现象背后的成因提供有效的解释。
第二，它解释了东西方思维风格的差异。就思维风格而言，东西方科学思维风格也呈现“半球认知风格”的特点，大致对应于右脑型、左脑型两种。“半球认知风格”理论认为，大脑在形态和功能上存在着左右不对称性，从而造成个体在信息加工过程中的认知偏好和习惯，这种偏好和习惯的一极是“词语—分析认知风格”，另一极是“图像—整体认知风格”，分别与大脑左右半球相联系。通常认为，东方科学思维是右半球认知风格，西方科学思维是左半球认知风格，前者表现为整体性、图形性特征，后者表现为分析性、语言性特征。
第三，它解释了东西方语言类型的差异。如前面所言，语言是文化中影响科学认知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认知的角度审视语言的作用，可以揭示不同语言背后的思维机制的差异。东方文化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西方文化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前者具有视觉偏向、表象偏向、“意合”偏向、整体偏向和时间偏向，后者具有听觉偏向、概念偏向、“形合”偏向、分析偏向和空间偏向。这些特征显示出，东西方的语言同样具有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对科学认知产生的影响表现在:东方的指事状物与西方的切分配列、东方的经验观察与西方的理论概括、东方的联想类推与西方的逻辑演绎、东方的整体关照与西方的本体探源、东方的时间生成与西方的空间构造、东方的体悟默会与西方的精确实证等多个方面。
第四，它解释了东西方知识表征的差异。西方的知识表征呈现出以“脑”为中心的特征，而东方的知识表征呈现出以“心”为中心的特征。前者强调知识的形式化、逻辑化、符号化、数学化、非语境化，表现为对“显性知识”的重视;后者强调知识的体验性、整体性、身体性、默会性和语境性，表现为对“隐形知识”的重视。这种区别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体现是，人工智能中的唯理智主义是以西方的知识表征为基础的，在理智主义者眼中，不能用清晰的指令和规则表达的知识不能算作知识，只有被形式化的知识才是知识;而近年来兴起的“身体智能”则更类似于东方的智识表征，它强调身体在认知中的重要性，身体不仅是认知的前提，甚至就是认知本身。这与东方认知中“体”验、“体”悟方法背后预设的“身体”在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另外，它还能够对视知觉在东西方科学认知活动中的差异、东方科学认知中意象图式的优位性及其作用、科学传播对科学概念的生成与变化的影响、数学中的“演”与“算”两种认知方式的融通在近代微积分形成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很好的解释。
如上所言，一个好的解释模型不仅能够解释已有的现象，还应该能够对未来产生某种预测或预言。“全脑模型”在这方面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首先，它帮助我们认清现实的科学研究中存在的“精神分裂”现象及其危害。未来的科学文明将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互补的新型文明，即一种类似完整大脑的“全脑科学”，它将整合东西方科学文明各自的优点，避免目前的以西方科学文明为主导的“单侧化”状态。其次，它为我们分析人类的科学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以往的科学史、科学哲学都是以西方话语为中心的分析框架，“全脑模型”的提出则跳出了西方的话语体系，开拓出一种分析科学历史的新框架，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奠定了基础。最后，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东方文化在科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通常认为，东方文化中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土壤，因此东方文化是一种落后的文明，这是对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目前，在西方科学文化暴露出越来越多问题的背景之下，现代科学开始缓慢地出现一种“东方转向”的潮流，越来越重视东方文化中的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模式，如普利高津所说的那样:“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
最后想说的是，本书视野宏大、资料详实、论证严谨，是作者集几十年之功潜心运思的结晶。在50万字的著作中，经初步统计，标明引证或注释有1204处，参考文献有457种，包括162种中文著作(大部分是译著)、233篇中文论文(大部分是译文)、62种英文著作或论文。书中出现的人名高达1100多位，涉及到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名称和专业术语(含细分的学科、学派等)多达480余种。仅凭这一点就显示出其很强的学术性。在一项研究中，涉猎如此大量的文献、史料、学科、理论、数据等，没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没有“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定力以及没有“十年磨一剑”的韧性，是很难做到的。其淡泊名利、持之以恒、刻苦钻研的精神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当然，如作者所说，“类脑模型”更多的还是一种假说和有用的模型，还需要更多实证研究的成果来加以检验。另外，“全脑科学”这门新学科虽然具有某种新意，但其最终能否成为一门涉及科学历史文化与神经系统的新兴学科还有待系统化的研究。不管怎样，我认为，本研究作为开启这一新范式的探路者，必将对后面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期待作者有更多、更成熟的后期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卫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