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蔡玲《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1.01.31）
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中，随着理论视域的转换其人道主义思想具有不同的含义。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后，马克思变革了人道主义的思维范式，在理论上超越了其前期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彻底跳出了抽象人道主义的思维模式。正因如此，探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对于合理把握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个人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及之后，马克思摒弃了他以往所依傍的哲学信仰，重新确认了理解历史的切人点——“现实的个人”。与此同时，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确认了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活动出发考察人的本质及其实现的逻辑。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考察人的本质，与其历史观的变革密切相关。要理解为何马克思界定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关系，就必须知道马克思所论及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在马克思看来，以往哲学家们所举证的历史活动中的 “人”，是存在于哲学家头脑中的没有任何现实根基的抽象概念，而真正可以用经验的方法所确认的人类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
现实的个人是人类历史的前提，那现实的个人存在的前提是什么呢？显而易见，现实的个人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生存问题，也就是保持其肉体存在的问题。人们只有能够生活，只有能够在衣、食、住、行上得到维系，才能创造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现实的个人生产满足他们生活需要的资料，即生产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就成为人们第一个历史活动。这就意味着人为了生存必须首先与自然界产生联系并维持这种联系，只有依靠自然界，人才能获得维持其肉体存在的物质资料。毫无疑问，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由人本身是自然存在物这一属性所决定的，也就是由其肉体组织的自然属性所驱动的。但与此同时，一方面，人一旦开始进行他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就立刻表现出人已经迈出了超出他们的纯粹自然存在物属性的一步，人也就立刻与动物区别开来；另一方面，人们在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变他们原有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就是不断改造他们自身所处于其中的感性自然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持续地拓展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联。无论从以上哪个方面来看，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是人类历史得以展开的基础，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正因如此，历史活动中的每一个个人，都必然地处于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之中，既受已有的、现存的人与自然交互作用之结果的限制，也必然要在此基础之上继续进行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进而产生新的结果，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体现为人不断创造历史。由此可见，在人的生产活动中，人与自然的这一重关系构成了人的历史性生存的首要基础，也可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的本质性规定的首要之维。
与此同时，除却人与自然的这一重关系，人的生产活动中还存在另一重关系，那就是在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具有基础性意义的，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呈现的“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1]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就是人与人在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有序组织，而这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表现为在生产活动中人与人的交往关系。这种生产方式，从根本上看是由人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决定的，也就是“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2]—定的物质生产条件决定了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同时，人们所进行生产的一定的活动方式，对于人的存在而言也具有特别的意义，表现为人们的生产方式不是如同动物那样仅仅只是实现自己的肉体的再生产，其实质是人表现自己生命的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就是不同历史活动中的人表现自己的生命的不同的、一定的方式。马克思指出，人们在怎样的交往关系中进行生产，就是以怎样的方式表现自己的生命。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们全部生活的社会关系。结合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人的历史性本质规定，不仅包括人生产了什么，即人与自然交互作用形成了什么样的物质结果这个维度，还包括人是怎样生产的，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怎样的交往关系这个维度。只有综合这两个方面，才能完整理解“个人是什么样的”。当然，因为全部社会生活的关系取决于一定的生产方式，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决定的，因而从根本上说，个人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决定了“个人是什么样的”，也就是个人的本质体现为什么。反过来说，不同时代的物质前提和条件不同，决定了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生产，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生活关系，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说，一定的、全部的社会关系构成了人的本质的历史性规定。由此，马克思向我们表明，人是在表现自己生命的过程中形成其本质的，人的本质是历史的、具体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每一个个人，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都是不同的，因而其本质规定也是各异的。
根据上述分析，既然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关系，那么也就是说，当个人在一定的历史活动中获得了属于其自身的社会关系，就等同于实现了其自身的本质，成为其自身。反之，如果个人在一定的历史活动中丧失了属于其自身的社会关系，表现为本来应该属于其自身的社会关系转而变成了独立的、与其自身相敌对的他物时，那么个人就远离、外在于其自身的本质。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问题的阐释，并不是为了形成一个关于人的本质的说明，解决一个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问题。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眼里，人的本质问题已不是可以单独拎出来予以讨论的理论问题，而是与人的历史性生存、与人的历史性活动缠绕在一起的现实问题。因此，无论是人的本质的实现还是人的本质的失落问题，都是历史的、现实的问题，都是在人的历史活动中发生的，也必须通过人的历史活动予以解决的问题。
二、“偶然性的个人”及其社会性的丧失
在费尔巴哈那里，人的生存条件和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使“这个人的‘本质’感到满意的东西”，①偶然出现的例外情况则是不可避免的。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问题不是凭空讨论出来的、应当如何的问题，而是实际如何以及可以如何改变的问题。正因如此，对不同历史情境下人的历史性生存的具体分析，理应成为讨论人道主义问题的主体内容。只有对人的历史性存在进行刨根究底，才能探査到人之于其本质的真正境况。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对人类历史中人的生存的三大阶段的解析，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境况的详细剖析，无疑构成了其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根据人的发展的不同程度界划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三大社会形式：第一种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式，第二种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式，第三种是以人的“自由个性”为基础的社会形式。由此可见，三大社会形态的历史进程，实际上也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历史变化的进程。在第一种社会形式中，人的生产能力、水平和规模都十分有限，劳动和劳动产品都具有直接的形式，个人或者“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1]或者劳动产品由特定的他人享有。由这种生产能力决定，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必然受到自然因素的制约，主要体现为自然发生的血缘关系以及政治统治性质的地域联系两种形式，本质上都是人对人的直接的人身依赖关系。在第二种社会形式中，一方面，物质生产的极大发展改变了人与生产条件和劳动产品的直接关系，物质交换的频繁发展促进了人与人之间因交换而进行的广泛交往，基于自然因素制约的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依赖关系被打破了，个人不再受到其社会规定性的必然制约而成为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在进人具有经济性质的共同体，即阶级后，个人作为阶级成员并不必然地从属于这一共同体，即并不必然地拥有其阶级关系，个人成为“偶然的个人”，外在于其社会关系。同时，这种外在于人的社会关系因受到交往中的货币这种交换中介的支配，呈现受到“物”的束缚特征。在第三种社会形式中，其理论指向体现为，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中极大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能力被人们共同占有；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社会关系全面发展及全面物化的基础上，个人以全面的方式重新占有其自身社会关系。从总体上看，马克思如此划分人类社会的形态，并不是为了直观地展示历史的阶段状况，而是为了在纵向的参照系中更加清晰和完整地把握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境况的来龙去脉，即人的生存境况是如何产生的，及其扬弃的现实可能性。可以确认的是，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理论重点就在于剖析第二种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质之于人的存在的具体状态。因此，揭示人与人之间“物化”的社会关系就是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关键内容，而这一关键内容的阐发，是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的。
如前所述，既然人们的生产活动是由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而人们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基于此的全部的社会关系又是由具体的生产活动所决定，那么，探査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社会关系状态则必须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特定的生产活动为根据。马克思是从商品经济社会中最明确的财富元素——商品——人手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的。而商品之所以成为马克思探査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切入点，是因为商品这种劳动产品具有一种特殊的形态，即它内在地蕴含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属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的产物。马克思正是根据商品作为劳动产品的二重属性，往前探究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人的劳动的二重性属性，往后探究出了货币这种承载了交换关系的“物”的社会关系本质。先来看劳动的二重性属性。作为劳动产品的商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无疑意味着生产商品的劳动本身分裂出了双重的属性。具体而言，商品的使用价值表征了有用劳动或具体劳动，是人们在自己的活动中，以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造自然物的形态，即凝结在具体物中的劳动；商品的价值表征了抽象一般的劳动，即抽去了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之后剩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一旦采取了商品的形式，个人的劳动就取得了社会的形式。个人的劳动不再是直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劳动，而是为了交换劳动产品而进行的劳动，人们是为对方而劳动。因此，个人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不是以人们之间直接的社会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以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形式表现出来。商品就是承载了人们的社会关系的物。反过来看，商品作为劳动产品，其神秘之处不在于其能满足人的需要的有用性，而在于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使人的社会关系蒙了神秘的面纱。
接着来看货币的本质属性。价值是商品的抽象的属性，如果仅仅为了对商品进行比较，那么这种抽象就仅止于此。但是，商品生产之初就是为了交换，那么在现实的交换过程中，商品的这种抽象属性必须通过某种符号来取得象征和物化的形式，其结果就是货币作为商品和商品之间交换的等价物出现了。货币并不表征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只是表征了商品抽象的价值属性，是价值的一般形态。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的发展脉络：劳动产品成为商品——商品在交换中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在流通中被货币所替代。可见，本来以流通手段出现的货币一跃成为商品世界中财富的代表和最高的统治。既然货币是以固化的物的形式出现的商品的价值，那么，实际上，货币就是以物的形式出现的抽象一般的人类劳动，本质上就是人的物化的社会关系。相对于商品而言，货币使人的社会关系掩藏得更加隐秘。同时，“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货币的权力也按同一程度增长”，[2]意味着只要人的生产劳动的性质不变，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范围只会随着货币权力的增长而越来越宽广。
再来看作为资本的货币。马克思向我们指出，商品流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商品－货币－商品（Ｗ－Ｇ－Ｗ）的“为买而卖”的过程，另一种是货币－商品－货币（Ｇ－Ｗ－Ｇ）的“为卖而买”的过程。正是在后一种流通方式中，“货币表现为不仅与流通相独立并且在流通中保存自己的交换价值”，[2]货币就不再是作为货币的货币，而是转化成了作为资本的货币。“为卖而买”是纯粹以价值增值为目的的货币流通。在这一过程中，价值已然成为运动的主体，在不断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同时呈现价值自行增值状况，也就是货币生出了货币的现象。正因如此，在作为资本的货币流通中已经看不到任何人的社会关系的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物（货币、商品）同它自身的关系。”[1]由此可见，资本在其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是极端颠倒了的、充分物化了的人的社会关系。资本的无限制运动意味着社会关系以颠倒的形式无休止地主宰人，意味着属于人的社会关系的不断丧失。
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货币和资本表征了人的社会关系之物化的不同层次。不同层次的物化所体现的抽象关系已不再表征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独立于人的物的关系，并呈现为一种统治了人的规律。社会关系对个人来说不是从属于他们自身的、相互之间的关系，而是属于物的、与他们相疏远的关系，是他们从属于这些关系，而不是这些关系从属于他们。人的全部的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都受到了物的束缚。
三、“真正的个人”的实现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的自行增值已然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活动链条中的终极目的，表现在现实状况中就是物的地位取代了人的地位，甚至高于人的地位。从根本上看，资本对人的控制，或者说资本与包括工人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的人形成对立，这种关系就呈现为“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2]人匍匐于资本的脚下，降低为工具和手段的存在，成为物化的存在。不仅如此，由于货币是流通领域中可明确被感知到的一般抽象物的形式，在商品经济社会中，货币成为一般社会财富的象征。货币在本质上是物化的社会关系的承载，那么，当人们追逐货币并以占有货币为目的的同时，对货币的占有是否就是对属于人的社会关系的重新占有，并由此实现了人自身的本质呢？显然不是。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的本质具有具体的、历史性的规定，每个人如何表现自己的生活，他就是怎样的。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是因人而异的。而货币作为抽象一般的社会关系的表征，又是可以被任何一个人所拥有的外界物，如同一个“彻底的平均主义者”一样，把一切差别都消灭掉了。那么，每个人占有货币，不过是每个人占有了抽象一般的社会关系，这种占有实际上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区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的存在，都烙上了平均化的特质。也正因如此，人无所谓个性可言了，没有个性，人也就无所谓实现其自身。
马克思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及人的存在的事实状态的论析，提出了“真正的个人”的理论。所谓“真正的个人”，就是马克思所指的第三大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发展状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也就是说，“真正的个人”既是全面发展的人，也是自由发展的人，是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从马克思对三大社会形态的论述可以知道，“真正的个人”的实现绝不是观念运动的结果，而只能是基于人的生产活动的历史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的社会关系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而是历史地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形态中的。那么，对物化的社会关系的扬弃，也必定是基于对这些历史地产生的物的关系的重新驾驭才能实现。因此，“真正的个人”的实现也就具有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真正的个人”的实现是对“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的超越。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就个人本身的特性而言，社会关系还没有作为异己的关系与其自身对立，因此“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而个人之所以显得全面，完全是因为个人的社会关系贫乏，“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原始关系相矛盾的”。[2]因此，马克思称这样的特性为“原始的丰富”，并指出这种“原始的丰富”绝不是应该留恋的人的发展状态。进入商品经济社会后，经过精密的分工，人与人之间由于交换形成了普遍的交往，甚至跨越了国家、地域和民族形成了世界性的联系，人的社会关系得到了空前的丰富和发展。但是，这种联系又是通过物为中介来实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仍然受到异己之物的支配。虽然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或者是仅以自然关系为基础的联系要好得多，但是事实上人还是受外在必然性的束缚，是不自由的。其二， “真正的个人”的实现是既往历史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对人的自由个性的表达同时也包含了对人的自由个性之实现的条件的阐述。一方面，货币等一般等价物的出现，使人们的交换不再局限于产品与产品之间的具体限制，而可以通过货币广泛地开展，从而造就了极大丰富的社会关系，人获得了拥有丰富而全面的社会关系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人获得了全面物化的社会关系，深刻地处于物化的社会关系的泥淖中，等同于全面失去了其自身的社会关系。正是基于此，人才有重新占有其自身社会关系的前提和条件。另一方面，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必须要求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即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处于他们共同的控制之下。概言之，“真正的个人”的实现就是人摆脱了一切“盲目的力量”的统治，即摆脱了一切外在必然性的束缚，生产活动真正成为“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3]人得以真正地占有属于其自身的社会关系。
由此可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变革并不是简单地以新概念代替旧概念的更替式转换，而是在思维范式上对人道主义思想进行了重构。由此，马克思确认了在具体的、历史的主体及其活动中考察其本质的理路，从而摆脱了一直萦绕于人的本质问题之上的缥渺的先验性和抽象性，使人的本质及其实现问题获得了厚重的现实感和历史感。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