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在东 靳思远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一、泛娱乐主义思潮的生成机理
泛娱乐主义是社会转型、资本驱动、技术赋权等诸多要素嵌入虚拟网络和现实空间并持续发酵所致。对泛娱乐主义生成机理的分析既需要宏大的视野、历史的眼光，又需要精细入微的剖析，为此，需要从“宏观—微观”“共时—历时”“虚拟—现实”融合视角审视泛娱乐主义的生成机理。
1．资本逻辑的驱动
资本逻辑的驱动是深入理解泛娱乐主义生成机理的一条重要线索。当今社会，资本的力量渐趋强大，资本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影响和支配作用越来越显著。马克思曾指出：“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1](P158)“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2](P269)资本逻辑使得现代娱乐文化消费产品的生产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下展开持续行动，以商业逐利为目标的娱乐资本，特别是跨国资本，首要考虑的并非生产能提升人们精神生活质量的文化产品，而是生产能满足社会成员欲望和刺激的娱乐产品。随着资本强势注入文化市场，文化商业化、娱乐化、多元化特征渐趋显著。同时，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娱乐资本在生产娱乐文化产品的同时显著地吸引着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参与到娱乐产业中来，投资商和营销商会捕捉青少年的趣味味蕾，利用青少年一切感兴趣的元素来取悦青少年，例如利用多元化的网络直播、动漫、二次元、明星偶像、猎奇心理去触动青少年的趣味神经。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资本实现了在电子游戏、网络直播、影视动漫、粉丝经济、娱乐综艺等多元内容产业的全覆盖和强渗透，在生产出社会个体需要的娱乐文化产品后，资本会根据社会个体的消费偏好进一步精准生产其偏好的个性化娱乐文化产品，这在推动形成娱乐热潮的同时生成了社会性的泛娱乐。
2．技术赋权
个体化的娱乐演化为社会性的泛娱乐，技术进步是重要因素。在技术变革的背景下，发达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对社会个体产生一种“赋权”效应，即不仅使个体以网络化的方式而存在，而且降低了个体娱乐的成本，提升了个体娱乐方式的自主性，扩大了个体文化消费的自由权和选择面。但这种技术赋权效应也极易消解、遮蔽人的主体性，裹挟社会个体滑向泛娱乐。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进步，社会个体“看到什么、娱乐什么”的权利正在被算法推荐所控制。算法推荐会根据用户在互联网上的浏览记录、停留时长、关注等行为信息数据，结合用户个体信息数据以及相似偏好用户数据进行大数据计算与分析，推测用户的信息需求，进而从海量信息中为用户选择和推荐信息。当人们在娱乐新闻、明星八卦、戏说段子、视频直播、网络游戏中停留时间越多、关注越多、娱乐越多，算法推荐会公式化、程序化地精准推送“懂你”的娱乐信息，人们在持续的狂欢宣泄、娱乐表达中接受同质化娱乐信息，继而算法推荐将人们束缚在其偏好的同质化娱乐信息区域内，久而久之，形成了娱乐“信息茧房”，人们长期沉浸在自己无意识中构建的个体化娱乐“信息茧房”中形成“精神茧房”，不仅禁锢思维方式，加剧信息分化，形成信息区隔，而且在娱乐“信息茧房”与“精神茧房”的互动中悄然走向泛娱乐主义。
3. 泛娱乐主义内外勾连与虚实互动
当前，国内各种网络直播屡见不鲜，网络手游霸占荧屏，综艺节目铺天盖地，“标题党”娱乐新闻层出不穷，数见不鲜的娱乐信息例如明星婚讯、偶像隐私、娱乐圈婚变、明星天价片酬等更是占据了各大媒体平台头条，国内娱乐泛化是不可否认的经验性事实。反观国外，欧美国家的一些脱口秀、真人秀节目通过对时事政治、社会民生、经济文化等设置娱乐性议题，用犀利吐槽、戏谑恶搞的娱乐性话语解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过度娱乐形成的喧嚣与狂欢借助发达的互联网技术与国内泛娱乐相互勾连，对国内泛娱乐主义的生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一些错误思潮如消费主义与泛娱乐主义相互勾连也助推了泛娱乐主义思潮的生成。在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消费欲望被不断激发，消费需求往往是被资本制造出的“符号化”消费所刺激。人们看似自由的消费实则是在无意识的消费享乐中滑向泛娱乐主义深渊。
网络泛娱乐主义与现实泛娱乐主义虚实互动、跨界影响。一方面，存在于网络虚拟世界中的过度娱乐元素深刻地影响着以网络化状态而存在的现实个人，持续地推动着个体在现实生活中以过度娱乐的方式而存在。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加速社会文化娱乐化和个体生活娱乐化的进程，例如虚拟现实（VR）技术和增强现实（AR）技术在娱乐领域的应用刺激着人们多重感官联动感知娱乐信息，其带来的高度交互性的感官冲击和仿真模拟的主观体验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娱乐快感。这种现实技术进步带来的真实性娱乐体验会延伸和反映到网络空间，推动虚拟网络世界泛娱乐元素的扩张。在虚拟与现实的跨界交互影响中，泛娱乐主义及其思潮逐渐生成。
二、泛娱乐主义思潮的危害
1. 营造虚假狂欢，引发人们审美取向庸俗化
美好生活的实现，不仅需要实现美好生活的物质条件，更需要拥有能感受、体验美的审美能力和审美修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3](P10)娱乐本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娱乐减压阀、调味品的作用使得人们对娱乐也有着天然的需求。而在泛娱乐主义中，能带来快感体验的“有趣”即正义，娱乐不仅与人的全部精神世界、精神生活画等号，而且僭越其工具属性成为人们全部生活的价值旨归。例如一些主播为了“一夜成名”“快速走红”“月入百万”，在直播时秉持“吸睛即吸金”的错误观念，不惜进行低俗、庸俗、媚俗的直播活动，以拼尺度的方式游走于法律边缘，打法律的“擦边球”。而一些网络观众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猎奇心，在直播平台上搜奇猎艳，以“点赞”“打赏”等方式与主播进行互动，这进一步刺激了直播平台上主播进行低俗表演。直播互动带来的各种符号和感官刺激形成虚假的沸腾与喧嚣，造成现实世界不断向后退却，直接营造了娱乐的虚假狂欢，这种虚假狂欢也让更多丧失批判精神、缺乏理性的人们被卷入进来。在虚假狂欢、过度娱乐的同时，审美感官化的人们对片刻的、肤浅的、生理性的消遣，对欢愉感和刺激感的追求，极易陷入“刺激感陷阱”，导致自我审美品位和审美能力不断降低，对美丑、雅俗边界的认识不断模糊，审美取向在无意识中走向庸俗化。
2. 冲击伦理道德，引发人们道德取向虚无化
道德取向不仅关乎社会个体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认知，也关乎社会“善良意志”的实现。受泛娱乐主义的影响，信奉“娱乐至上”价值理念的个体在缺乏“他人在场”现实压力的虚拟网络世界中极易进行以自我为中心的非理性、情绪化的宣泄与表达，特别是在面对社会领域的一些突发事件、公共事务时，一些社会个体与群体利用网站、论坛、网络社区等进行突破道德底线的泛娱乐表达，由于网络的虚拟性与匿名性，有些社会个体在“法不责众”和“无责任”的心理暗示下甚至进行谩骂诋毁、戏谑攻击、造谣抹黑的非理性恶性表达，这些恶性表达甚至会以“潮流”“异端”的方式具象化到现实生活当中。在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一些网络舆论领袖的非理性恶性表达极易左右网络群众，被网络群众无限聚焦、放大，并付诸实践。在情绪化、非理性、无序的泛娱乐表达中，社会个体的道德观不断遭受冲击，其道德认知能力、道德责任感、道德义务与道德实践能力被削弱，社会基本的道德共识趋向弱化，人们的道德取向在无序的泛娱乐表达冲击下悄然滑向虚无的深渊。
3. 消解主流价值，引发人们价值取向去崇高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4](P4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的创造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是个体的精神家园，也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而在泛娱乐主义思潮的价值格局中娱乐至上，其他价值需让位于娱乐，娱乐是第一位的。在摆脱了网线束缚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可以跨越时空利用一切碎片化时间娱乐。时下，人们借助媒介可以接触到由娱乐直播平台、短视频、综艺节目提供的层出不穷的碎片化娱乐快餐文化。通过设置娱乐性议题，以调侃戏说的泛娱乐方式言说相关议题，泛娱乐主义话语实现了对社会公共话语的解构和对崇高价值的遮蔽，从而冲击主流价值观念。受泛娱乐主义的影响，人们沉浸在“有味道无营养”的无价值娱乐文化狂欢中逐步丧失深度思考能力，降低价值判断能力，造成价值立场混乱，丧失对崇高价值的信仰与追求动力，逐渐转向所谓的“佛系”，认为“神马都是浮云”，崇高的理想被现实世俗理想所代替，社会个体在无意识中沦为泛娱乐主义的奴隶，在为娱乐所奴役的过程中引发价值取向去崇高化。
4．恶搞戏说政治，引发人们政治态度戏谑化
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P684)人是要过政治生活的，健康的政治生活要依靠社会个体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练就的良好政治素质与政治能力，而人们的政治态度直接影响政治素质与政治能力的养成。当前，泛娱乐主义思潮根据片面信息，在缺乏系统性思考、全面真实性资料前提下，凭借主观臆造，通过设置娱乐性的议题，绑架严肃的历史人物、政治人物与政治事件，利用各种网络表情包、视频配音、段子笑料恶搞戏说、歪说曲解政治，通过娱乐性解构政治的严肃性。一些缺乏历史知识和丧失批判精神的人们在抱着“只为一乐”的心理也对戏说恶搞进行非理性、情绪化跟风评论、转发。更需警惕的是，有些将政治娱乐化的行为抱着复杂的政治目的，他们披着娱乐的美丽外衣实则行“西化”“分化”之实，与泛娱乐主义相勾连的历史虚无主义就是典型。历史虚无主义的惯用伎俩即鼓吹所谓的“普世价值”，认为西方“蓝色文明”代表文明方向，但相较于这一惯用的伎俩把戏，历史虚无主义与泛娱乐主义合流的方式对严肃政治、公共精神往往具有更强大的解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造成人们政治态度的戏谑化，还会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威胁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三、实现泛娱乐主义思潮有效治理的主要途径
当前，泛娱乐主义国内国外相互勾连，虚拟现实跨界影响，泛娱乐主义传播对象多元化、传播内容生活化、传播方式隐形化特征明显，我们面临的泛娱乐主义思潮治理环境是极其复杂的。敢于亮剑，勇于发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旗帜鲜明揭露泛娱乐主义的危害，极其必要。要认识到造成娱乐泛化的原因不单是思想领域问题，而是多方面、多领域问题，单一的批判范式、引领范式在面对社会思潮的挑战时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场域中出现“失效”的现象。因此，需从综合性、系统性更强的治理范式出发探寻实现泛娱乐主义有效治理的路径。
1．“纠”“导”并重，科学治理泛娱乐倾向
泛娱乐营造的虚假狂欢遮蔽、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对人们的审美、道德取向形成冲击。对此，要纠偏与引导并重，科学治理泛娱乐倾向。其一，主流媒体和宣传思想工作者要化被动为主动，占领舆论高地，敢于亮剑，从理论上全面批判其谬误，从实践上深刻剖析其危害，对于偏离正确方向的过度娱乐现象和舆论要及时纠正、正确引导。例如，针对青少年对明星八卦、偶像轶事的过度关注，在新华社报道青蒿素抗药性等研究获新突破后，有媒体发文《89岁屠呦呦再次震惊世界！孩子，这才是你要追的明星》，众多网络媒体纷纷转发，内容为正是像屠呦呦一样“上不了热搜”的千万科学家的默默付出才有人类的美好生活，这样的科学家才是孩子该追的明星。这种传播正能量的回应既有利于树立青少年正确的偶像观，又有效地争取了青少年的注意力资源。其二，要引导媒体坚守媒介伦理，积极弘扬主旋律，以创作贴近人民群众生活的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提升市场竞争力，而不是为了博点击率、赚流量一味媚俗迎合生产低级趣味娱乐。其三，要科学引导国有资本进入互联网领域与娱乐行业，发挥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营造风清气正的娱乐文化氛围，规避网络资本的趋利天性引发的泛娱乐对伦理道德、主流价值的冲击。
泛娱乐主义娱乐至上的价值排序使得沉迷过度娱乐的人们在无意识中疏远主流价值，走向“通往娱乐奴役之路”。为此，要破除与确立并举，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价值谱系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要坚决破除泛娱乐主义将宣传思想工作边缘化、将社会个体“愚乐化”的危害，揭掉泛娱乐主义的美丽外衣，揭露泛娱乐主义“有意思没意义”“有味道没营养”的贫瘠与浅薄本质。另一方面，要解构泛娱乐主义话语，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避免泛娱乐主义娱乐至上的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地位的僭越。吸引力和感染力是增强主流价值话语权的关键所在，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价值谱系中的主导地位不能仅仅依靠“口号式”的宣传，更重要的是要用贴近人民群众生活的话语传播主流价值，让主流价值“飞入寻常百姓家”。娱乐话语和主流价值话语不是一种话语，娱乐话语随意性大，主流价值话语严谨度高；娱乐话语具象，主流价值话语抽象；娱乐话语浅显，主流价值话语深刻，处于不同的“话语场”形成的话语错位加大了两种话语的对话鸿沟。为此，宣传思想工作者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大众化，将主流价值话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易于理解、接受的通俗化、大众化、时代化话语，并利用转化发展后的话语针对社会聚焦的热点事件主动设置议题、引导议题、阐释议题，在与一个个泛娱乐化倾向的“舆论场”斗争中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价值谱系中的主导地位。
“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5](P172)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启发我们实现泛娱乐主义思潮的善治需采用“硬治理”与“软治理”相结合的治理方式。
硬治理是实现对泛娱乐主义思潮治理的有效途径。在全媒体和娱乐泛化的今天，娱乐介入人们的生活潜移默化，并让人在无意识的沉沦娱乐中“娱乐至死”。“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5](P9)我们一定要以硬治理的方式，采用法律、行政法令等直接方式对泛娱乐主义以及受泛娱乐主义思潮影响而外化、具象化的现实进行治理。在党和国家重要纪念日，例如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国家公祭日、建国建党周年纪念日严格禁止泛娱乐化；坚决治理泛娱乐倾向，对各类庸俗、粗俗、媚俗的网络软色情APP、直播平台、网络游戏依法予以惩处；对恶搞戏说党和国家历史、丑化矮化英雄形象的网络谣言与戏谑段子采取封、堵、删等措施。
软治理是实现泛娱乐主义善治的关键环节。“软治理”指的是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治理，以文化的力量优化人们的精神生活，以文化的魅力抵御泛娱乐主义对人精神家园的侵蚀与荒芜。“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4](P23)软治理其实并不软，软治理作用发挥得好会转换为真正的硬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4](P41)是以文治理的主要依据。其一国家要坚持以文治理，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引导文化文艺工作者用心用情用功创作人们美好生活所需的精神食粮。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些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遗忘、缺乏认知认同是造成个体化的娱乐狂欢与社会性的泛娱乐的重要原因。文化文艺工作者要牢记习近平要求，“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6](P313)用高质量的文艺作品举人民精神之旗、立人民精神支柱、建人民精神家园，以“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增强人们文化获得感。其二，作为社会的微观组织，家庭是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基本单元。家庭要积极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一致、相契合的休闲文化，家长要自觉养成健康的娱乐生活方式，以良好的家庭娱乐风尚涵养孩子、教化孩子，帮助孩子形成正确的休闲娱乐观。其三，个人要坚持以文化己，提高精神生活质量。娱乐是手段，人的发展才是目的。个人要在以文化己的过程中丰富自身的休闲文化生活，提升文化旨趣与文化品格，自觉辨识泛娱乐现象，从而有效抵御泛娱乐对自我精神生活的异化。
（秦在东：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