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力的环世界：一种新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
郭明飞；向继友《江汉论坛》（2021.01.15）
运算速度高出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一百万亿倍的中国量子计算机 “九章” 的问世， 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由于量子计算机在原理上具有超快的并行计算能力， 在一些具有重大社会和经济价值的问题方面， 相比经典计算机可以实现指数级别的加速。 运算能力是运算方法的基石， 为运算方法提供技术支持。 运算能力的跃升， 将极大地提高 IT、人工智能、 新材料、 通讯等领域的运算速度， 并为很多涉及国计民生的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伴随着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走进千家万户， 运算能力正在日益成为一种如空气一样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公共资源和创新国家治理正典叙事所必需的工具权力。 运算能力就像一张大网， 将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所有人和物紧密连结在一起， 形成与人如影随形乃至共存共生的存在方式。 而这种存在方式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 正在悄然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交往方式。 这种改变必然带来国家治理范式的变革， 也必然要求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创新。
就如何分析由运算能力所形成的权力在国家治理中的应用， 有学者借用德国生物学家雅各布·冯·尤科斯考尔 （Jakob von Uexkull） 提出的 “环世界”概念并赋予其新的内涵， 以创新现代国家治理的话语体系。 ① 笔者借鉴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成果， 提出“算力的环世界 ” 概念 ， 将其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新的话语体系， 并尝试性地探究其在国家治理中的创新运用路径。
三种现代国家治理的正典叙事范式
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 尤其是人们交往方式的改变， 必然对国家治理产生根本性的 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反映在国家治理的话语体系上。而研究国家治理的话语体系， 需要走出具体的 “语言” 模式， 在更宏大的层面去认识国家的形成和本质， 进而形成对国家治理的系统性认识， 即国家治理的正典叙事。
国家治理的正典叙事 （Canonical Narration） 源于主流国家治理的宏大叙事、 科学抽象和价值应用 。 美 国 当 代 著 名 行 政 学 家 戴 维·约 翰·法 默 尔（David John Famer） 在 其 代 表 作 《 公 共 行 政 的 语言》 一书中将 “正典化” 定义为一种现代性的 “范式”。 张乾友借用这一理论， 认为 “正典” 既可以是一种范式表达， 又可以是社会实践。 ② 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 当出现一种新的交往方式的时候， 在社会实践发生转变后， 正典叙事也会转变为非正典叙事， 这也就是叙事范式的转型。 正典叙事作为一种国家治理话语体系， 拥有自己的话语指向、 概念群、 制度构建和实践经验， 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环世界。 ③ 20 世纪以来， 有三种国家治理理论被大众接受并达成共识， 形成了三种正典叙事范式。
第一种是精英斗争。 这一叙事范式采用结构性手法， 认为国家精英可以摆脱社会的监督， 权力集中地开展国家治理工作。 这一正典叙事的代表人物是 迈 克 尔·曼 （Michael Mann） 和 理 查 德·拉 克 曼（Richard Lachmann）。 他们认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是顶层精英， 而顶层精英集团们出于自身代表的阶层内部利益的考虑， 并不能总是达成国家治理的共识， 因而精英阶层内部以及精英集团之间会通过相互斗争来决定公共政策的走向。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 “精英” 并非马克思所定义的 “统治阶级”，而是以遏制其它精英阶层为主要目的， 将权力流动转向自身阶层以增强自身组织的力量集团。 另外，这种 “斗争” 并非马克思所定义的 “阶级斗争”，而是一种制度约束， 一种将权力流动以可控和动态的方式约束在精英集团内部的斗争。 这种叙事范式形成了一种权力 “自循环” 模式： 一是国家治理模式是精英集团权力斗争的妥协物。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 权力流动成为精英斗争的游戏， 国家治理模式是这些精英集团相互妥协的结果。 二是国家形态是精英集团组织关系的反映。 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 也是生产关系的反映， 国家形态取决于精英集团的组织关系结构。 三是国家政策走向的 “自循环”。 既然国家治理模式是精英集团斗争的妥协物，国家走向自然取决于精英阶层斗争的结果。 这种权力 “自循环” 模式注定会脱离社会现实和历史情境， 使得国家治理范式无法体察别的阶层的 “疾苦”， 形成 “封闭而逼仄” 的话语体系。
第二种是场域互 动。 这一叙事范 式采用 “互动” 手法， 承认国家和社会在互动中相互转化。 这一正典叙事的代表人物是米格代尔 （Joel S. Migdal）和彼得斯 （B. Guy Peters）。 他们认为国家和社会不应该被隔离开来， 现代国家治理应该是多行动主体在不同场域中互动的结果。 这一互动的典型代表就是中产阶层， 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已成为现代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社会的建设。 因为中产阶层的互动性， 在国家治理中， 他们上可以转化为国家顶层、 下可以接触到国家底层。 但是， 长期来看， 中产阶层因为跨越了过多的互动场域， 自身阶层无法得到有益的外部 弥补， 因此他们成为国家中最为焦虑的群体， 在国家参政、 社会保障、 教育医疗、 资产保险等方面严重缺乏安全感。 这也说明， 现代国家治理的场域互动叙事并非通用性的话语体系。
第三种是行动者网络。 这一叙事范式采用社群主义分析方法， 认为正义和权利都应该建立在共同体之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 ④ 这一正典叙事的代表人物是巴黎学派的拉图尔 （Bruno Latour） 与卡龙（Michel Callon）。 他们将 “行动者 ” 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 将 “网络” 视为行动者与客观存在 “交流” 的途径， 围绕 “如何聚合集体” 构筑话语体系， 将跟进权这种程序性权力视为统治权力。 ⑤据此，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 当社会呼吁改良时， 行动者网络往往会通过社群式合成来重组社会， 继而影响顶层决策。 在这种重组社会的过程中， 行动者网络话语往往给顶层决策带来明显的 “不良决策”影响。 究其原因， 一是底层民众的集体无 意识行为， 造成 “多数人的暴政” 现象时有发生； 二是底层民众过多关注自己阶层的利益， 而无法真正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三是底层民众的参与往往是被动式参与， 因此缺乏创造性。
这三种叙事范式中， 话语体系的设计存在某种结构性的不对称， 都在维护某一集团的利益， 都是阶级利益的表达。 从话语体系提出的时代背 景来看， 三者都是在大数据以及智能算法还未出现时的社会结构和科技背景下所作的理论探索。 而且， 这三种话语体系的设计和言说都是基于主体对客体的理论阐述。 而本文提出的 “算力的环世界” 观念，更多地侧重于客体对主体世界的影响。 客观上说，由于大数据信息环世界的存在， 运算能力的不同还可以存在环世界的重叠、 交织乃至融合， 这就逾越了传统治理体系泾渭分明的 “统治阶级” 和 “被统治阶级” 的划分， 为主体的在世状态提供了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基础， 有助于关涉集体决策和伦理共识。
话语体系在本质上是认知方式与思维方式的表达。 时代在变， 科技在变， 生产方式在变， 认知生产方式的模式自然也需要改变， 反映在国家治理上也就是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重构。 算力的环世界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现存世界的状态， 客观上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 主观上建构了一种国家治理对象的平等性、 治理目标的团结协作性和治理方式的公平公正性。 运算能力和环世界共同引入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 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国家治理叙事范式。 这种国家治理叙事范式将科技工具、 科技价值转化为科技理性， 将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和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建立在科技理性之上，这就摆脱了传统治理模式的伦理道德对国家治理的限制作用， 从而建构起与时代发展、 科技应用相适应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
“算力的环世界” 引入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马克思、 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中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和谐美丽的国家治理画面———共产主义社会将实现 “自由人联合体” 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国家治理。 这里的 “自由人”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市民”或者国家意义上的 “被统治者”， 而是具有高度遵守社会规则的觉悟和严格自律自治的品德的人。 而这些觉悟和品德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养成的， 也不是没有任何约束就可以自然生成的。 在实现共产主义的征途中， 客观环境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自身和国家治理起到了根本性的规制作用。
国家治理的规制作用是通过国家治理叙事范式的构建来实现的。 面对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 上文所述的三种国家治理正典叙事都无法适应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国家治理体系的需要。 精英斗争话语体系虽然可以形成顶层环世界，但是自带一种傲慢和鄙夷穷人的态度， 剥离了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共同情感和社会体验， 无法建构共存共生的秩序世界； 场域互动话语体系虽然建构了一个中产阶级的环世界， 以期这个环世界可以担当起社会的 “润滑剂” 和 “填充物” 的角色， 但却把国家和社会彼此隔离， 使得中产阶级感觉被国家和社会上下挤压， 无法释放积怨， 导致国家治理所期望的环世界秩序的可持续性无法实现； 行动者网络话语体系建构了底层环世界， 强调了行动者自身， 但是却忽视了行动本身的 “无政府主义”， 由此建构的环世界自然也就不具有以行动开创新局面的能力。 基于上述分析， 若想要实现马克思所提倡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国家治理， 就急需建构一种新的话语体系。
共建共治共享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一种主要建设路径， 就是将科技价值应用到国家治理中， 依靠技术力量规制社会发展。 科技的进步往往会几何级数地提高社会生产力， 以令人无法想象的方式改变社会生产关系， 反过来， 社会生产关系的规制有助于科技的创新和发展。 我们也可以运用科技的力量迅速规制国家治理， 创造一种更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 在大数据和算法时代， 国家治理叙事范式也需要借助科技的力量规制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由此可见， 有必要引入国家治理的第四种话语体系———“算力的环世界”。
第四种话语———“环世界” （Umwelt）
雅各布·冯·尤科斯考尔在其经典著作 《动物和人类的世界里历险》 （A Stroll through the Umwel－ten of Animals and Humans） 一书中提出了 “环世界” 的概念。 最初这一概念是指所有生物并非直接生活在客观世界中， 而是生活在自己的感知器官感知构筑起来的在思维意识层面形成的世界中。 后来， 海德格尔将 “环世界” 上升为 “此在” 世界的哲学概念。 他在 《存在与时间》 一书中说： “日常此在的最切近的世界就是周围世界 （Umwelt）。” ⑥我们借用海德格尔的定义， 将 “环世界” 界定为存在者从整全世界中离析出来的、 始终包裹着存在者的 “周围世界” （Umwelt）。
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 “此在” 从其所在的周围世界消失了， 那它是否依然存在？ 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 就这一问题作了阐释： 在生命政治向度里， 一个生命突然消失， 只是无根生命离开 B 环世界， 但是赤裸生命依然存在， 只是蛰伏了起来。 这就为我们理解大数据时代此在世界的存在者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角度： 在数字化时代， 算力以大数据为呈现方式， 可以将一个人以与周围世界整 体 构 筑 的 方 式 重 新 建 构 起 来 。 正 如 斯 蒂 格 勒（Bernard Stiegler） 所说： “自动化和网络化的记忆留存的数字形式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 而它已经对社会进行了重新组织。” ⑦ 在这个数字化空间里面，环世界就像巨大的磁铁吸附周围的存在者。 任何不在这个环世界内部的存在者都被边缘化了， 相反，在这个环世界的存在者都具有了社会性的意义。
科技的发展正在重组着社会结构， 也正在改变着生产关系。 随着量子计算、 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算力的进步， 环世界有进一步扩张、 融合和累积的趋势， 这对于实现马克思所提倡的 “自由人联合体” 具有积极意义。 如今业界越来越达成共识： 大数据是生产资料， 人工智能是生产关系，算力是生产力。 从科技发展来看， 大数据算力技术的进步不仅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创新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也为国家治理中权力的划分和融合提供了有效规制方式。
“算力的环世界” 话语体系的建构
算力， 早期是区块 链技术处理能 力的度量单位， 后来扩大为大数据运算处理能力。 算力， 其定义非常多， 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 一是大数据的技术能力； 二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指令； 三是系统计算程序的能力， 等等。 这里我们把算力理解为计算机程序的能力， 它是 “一种有限、 确定、 有效并适合用计算机程序来实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是计算机科学的基础” ⑧。 当我们把这些程序用以解决实际问题时， 算力便改变了现有的生产方式， 增强了存在者的决策能力和信息筛选能力。 正如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 （Nicholas Negroponte） 在 《数字化生存》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 “计算， 不再只是与计算机有关， 它还决定了我们的生存。” 算力正日益成为我们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
作为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概念， 算力被运用到其它领域时， 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均有较大的扩展，本文中的算力特指大数据运算程序的能力， 以及依托于这种运算能力而产生的关联性存在， 比如算力规则、 算力基础、 算力制度等。 算力， 概括来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一是系统平台， 用来存储和运算大数据； 二是中枢系统， 用来协调数据和业务系统， 直接体现着治理能力； 三是场景， 用来协同跨部门合作的运用； 四是数据驾驶舱， 直接体现数据治理能力和运用能力。 由此可见， 算力作为大数据运算程序的能力， 是多个功能运用所形成环世界的融合与累加。 在区块链技术中， 只有全网超过 51%的算力同时运作， 才能改变区块链所在的环世界的数据， 这就为我们构建全新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提供了 “技术理性” 和 “底层逻辑”。 大数据为算力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算力为大数据的运用提供物理基础和技术保障。 算力， 作为大数据运转的动力和引擎， 其内涵和外延极大地拓展了本体的价值，形成了自在闭环的环世界。
互联网时代， 人们的生活轨迹都可以转化为数据被储存起来， 成为可以被处理、 被利用、 被分析的数据。 人们可以通过定量数据、 计算机程序和算力所赋予的算法进行 “自我量化”， 深入理解人类特征， 分析人类行为， 预测人类未来走向。 不同于传统的依赖于存在者的经验判断和理性判断， 算力具有物质属性、 功能范畴、 程序设计、 利益驱动等属性， 故其价值判断自然也就依靠这些属性构筑起社会关系的环世界。 事实上， 我们不仅生活在算力推荐的环境中， 更生活在算力构建的社会关系的环世界中， 并形成算力基础上构筑的算法世界， 正如郑戈所说： “我们都成了数据， 并最终成了被算法定义的人。” ⑨
依据海德格尔的理论， 所有的存在者都是通过“上手事物 ” 操作与周围世界建立联系 ， 形成多个以此在为中心的环世界。 而话语体系与环世界是相互充权的， 话语成为感知和介入外部环境的触角。在大数据时代， 算力成为构成话语体系非常重要的因素。 它能够介入此在的周围世界， 与之产生共情， 尝试着去理解另外一个环世界。 在人工智能时代， 数据成为工业的石油， 算力成为生产力， 决定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平台应用的深度和功效。环世界的算力， 就是存在者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平台， 通过 “上手事物” 操作， 凭借其自身拥有的算力优势， 实现与周围世界的可选择的接触、 重叠和融合。
从历史的角度看， 但凡最新技术从多个角度重构生活， 就必然会形成一套新的正典化叙事。 算力的环世界在具体运用中可以是政府、 企业、 社会和公民， 这一叙事范式已逐渐成型， 并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更多的作用。 算力的环世界带来的变革， 使信息技术关联着所有人， 使存在者更加依赖他人。算力的环世界引入国家治理体系中， 有助于促进不同环世界的重叠和融合， 增强存在者与他人携手共建世界的意愿。
“算力的环世界 ” 引入国家治理体系的特点
信息时代帮助我 们实现了时时 在场、 处处在场， 突破了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限制， 算力则进一步建构了感知此在世界的 “上帝之手”。 从解放人性的角度来说， 大数据和算力在网络环世界的实践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思维能力和想象力， 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远程沉浸式体验， 从而建构了一个虚拟情境的存在者。 在大数据时代， 每个主体都以各种数据存在在世状态， 存在者在第四种话语体系下实现了数据与生命体自身的映射， 这样存在者无论是否在场都将是共生或者交融的存在。 这有点像区块链技术的优势之一： 去中心化， 任何环世界中的一个或者多个离开， 只要 51%的在世者存在， 就依然可以支撑起整个环世界， 并且由于大数据自身的存储性和记忆性， 离开者的意识依然被保存， 并被封存在环世界里， 其责任和义务由其它环世界的在世者共同承担。 每个人的小环世界相互重叠、 共生和交融在一起， 就构建了一个大环世界。 在这个大环世界里， 由于算力不同而形成的小环世界都相安无事地遵守着大环世界的规则。 这有点像马克思笔下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遵从着统一的社会规则而自由运作， 也为在社会整体层面建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提供技术支撑。
“算力的环世界 ” 引入国家治理体系的逻辑关系
国家治理体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政治权力形态构建的社会图景， 而算力为这一社会图景在社会整体层面建构正典化的国家治理叙事提供底层技术支撑。 人工智能时代， 算力本身就是一种技术，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种形式， 也正在改变着生产关系和人们的交往。 算力把人类社会的所有事物重新编排、 重新计算、 重新整合到一个个环世界中， 这种重新构思和组合的技术工具系统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权力的体现。 无论是处在技术工具系统中， 还是处在国家治理体系中， 公众所处的环境都改变了， 且都要遵循算力的技术系统的规范。 数据和算力营造的技术空间既是社会成员生存的物理范畴，也是社会成员遵循的社会规范。 而且算力以一定的程序推送的信息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和政治选择， 反映在国家治理中就是社会成员被无数个环世界聚合而成的大环世界重新塑造和控制， 形成政治权力。 在大环世界中， 所有的社会成员都知道自己被算力时时刻刻地记录着， 也被算力全方位地监视着。 出于一种自我规范的本能，环世界内的所有成员都会顺从算力设立的秩序， 并营造一种有意识的权力， 以确保大环世界的自主运行。 这种有意识的权力， 就是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其代表作 《规训与惩罚》 中提出的 “规训权力”， 在此意义上， 算力的环世界被真正赋予了国家治理的权力。
算力的环世界作为一种规训权力被引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 其与国家治理体系的逻辑关系至少在三个方面彰显着国家治理的功用： 一是公共权力环世界。 这种环世界融入算力设计者的价值观念， 形成特定的政治取向和思考方式， 起到使人们顺从国家治理体系中规范制度的作用。 二是公共空间环世界。 由于数据和算力在规则制定和传播过程中的不透明性， 受到规则制定者的算力偏好等因素的 影响， 在这种环世界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 个人空间的偏好成为影响公共空间的政治行为。 而这种公共空间政治行为的叠加形成公共空间环世界， 且成为控制社会的隐形权力， 潜移默化地影响国家治理体系中公共空间的政策。 三是个体视角环世界。 算力在传播中具有双向 “驯化” 的效果， 使得算力的定向性传播双向强化了个体视角的环世界。 一方面，个体视角环世界重塑着个体的认知结构， 使人们固守在原有的思维方式和信息流中无法自拔， 从而起到了 “驯化” 社会成员的作用； 另一方面， 算力在推送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驯化” 又通过个体视角环世界的算力框定了人们的视野， 固化了人们的价值取向， 强化了人们对算力环世界的价值认同。 个体视角环世界在多元主体分化的过程中加剧了不同视角环世界的形成， 增强了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社会公益性， 发挥了大环世界整体聚合不同小环世界的作用。 在人工智能时代， 数据和算力形成的环世界更好地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更好地服务于人们美好生活的需要。
“算力的环世界”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运用路径
在大数据时代， 算力的环世界推动着各行各业的数据化建设， 给现代化国家治理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科学技术正在使得这种印记愈发明显， 各种数据经由一定的整合、 区分、 排序、 映射而最终凝聚成影响决策的资料。 算力的环世界， 将人异化为各种资料， 而这一系列的活动使得自我的社会性存在变得无足轻重， 相反， 社会中的自我变得更为重要。 在自我的实践过程中， 人的社会性被碎片化、数据化、 共享化， 人成为某种意义上有思想的数据， 被算力所重新定义。 算力形成的环世界潜在地重构着人们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 并在新的方式中形成新的环世界， 继而改变环世界中的人们对新的算力重构的环世界的认知。 算力构建起来的环世界渗透在国家治理的每个角落， 将世界链接成一个整体并构成社会的文化基础。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需要注重算力的环世界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创新运用， 以便适应高科技发展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需求。
“算力的环世界 ” 倡导共建共治共享的治国理念
习近平指出： “必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 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 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共同建设， 共同享有， 共同发展， 成为国家、 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⑩ 由此可见， “共建共治共享” 是现代性国家治理的目标。
算力的环世界作为第四种国家治理话语体系，正在改变传统的权力结构不对称的问题。 在算力的环世界中， 信息作为公共资源， 对于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 环世界的叠加形成的集体决策和行动， 是多个小环世界的叠加重构而成的大环世界的内部共识， 这种共识在价值观上是对国家治理行动的认可。 我们看到， 技术革命既可以创新政府治理手段， 也可以创新政府治理机制， 最终变革政府治理范式。 輯輥訛 这里我们强调算力的环世界在国家治理中倡导共建共治共享的治国理念， 就是要适应人工智能的算力发展的趋势， 积极利用算力的环世界为国家治理服务， 做好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
一方面， 顺应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 发挥算力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算力的环世界作为一种权力形态、 一种国家治理话语体系， 如何运用以及发挥作用都取决于算力的设计者和运行者。 政府可以发挥其政策制定主角的优势， 自主研发智能政务保障平台， 既防范社会化平台带来的各种风险， 又逆推政府治理体系的完善， 并引导社会组织治理的向好向善发展。
另一方面， 注重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平衡， 确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国家治理格局。 政府借助于先进的智能技术平台， 实现全民参与的治理模式， 既可以减轻政府治理负担， 又可以实现精准化治理效能。 应在实现技术理性的同时， 兼顾价值理性， 培育价值理性。 培育政府主导的价值观念， 技术是手段， 价值是目的， 必须实现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 确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国家治理新格局。
“算力的环世界” 主导公共政策的扩张
公共政策的制定， 首先就要获取政策问题的相关数据和信息， 这源于政策方案设计和选择的 要求， 而算力提供了设计和选择的备选方案。 随着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技术的突破， 人们的交际和生活方式正逐渐被数据化， 对这些数据的分析、 加工和处理有助于对个人和群体作深入推断，从而预测未来的走向。 因此， 公共政策的制定权就从政府或者个人那里转移到了算力手里。 政府的决策过程越来越多地依赖算法， 可以说 “掌握了数据就意味着掌握了资本和财富， 掌握了算法就意味着掌握了话语权和规制权” 輰訛輥。
第一，营造公共舆论。 公共舆论具有监督政府运行、 推动政策落实、 塑造政府形象、 推动社会联系等重要功能， 因此各个利益集团都非常重视对舆论媒体的掌控。 在互联网时代， 谁拥有具备先进算力的智能技术平台， 谁就能够向特定的目标群体推送导向鲜明的资讯和评论， 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激发公众环世界的形成和影响公众对社会的认知。算力的环世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公众接受资讯的方式、 思维方式、 应急反应方式， 可以说每个公众都有意无意地受到算力的影响， 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自己认知社会的环世界。
第二， 操控政策执行。 在算力的环世界里， 算力一旦确定， 技术在政府治理中就会有序有效地发挥作用。 处于算力的环世界的人们只能遵从算力预设的规则和秩序， 这样技术就使得人们之间以及人们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反转： 技术依靠自带的算力确定了人的政策。 一旦算力成为政策的主宰，算力的环世界就会成为人的主宰， 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政策制定者。
第三， 影响政策评价。 在传统的政策评价体制下， 由于受到数据的有限性、 样本的主观性、 评价主体的认知局限等因素的影响， 评价本身无法做到精准化。 在大数据时代， 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以数据化方式呈现， 具有深度学习功能的人工智能平台可以有效地识别相关数据， 通过对执行过程的跟踪作出精准的评价， 从而帮助政策的制定者改善和修正政策细则， 提高政策落实的效率。
“算力的环世界 ” 优化社会制度 ， 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指出： 必须 构建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加快系统治理、 综合治理、 源头治理， 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算力作为科学技术革新的产物， 反映在国家治理中就是利用社会广义层面上的编程方式调整政府管理无力的方面， 利用科技优势实现数据编码体系的建构， 且基于技术和数据本身创建一个国家治理的编码平台。 这样既可以进一步解放传统权力， 又可以实现科技创新与国家治理体系完善的共振， 从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方面， 算力的环世界优化经济组织方式， 提高生产效率。 算力的环世界助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实现了科技革命和制度构建的共振， 具体表现为民生领域的手续简化、 金融领域的安全高效以及法治和公共管理领域的公平正义。
另一方面， 算力的环世界注重社会效益， 保障简政放权的贯穿落实。 目前走进千家万户的互联网已经成为公众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 算力正是数字化和信息化时代加强国家治理的催化剂。 互联网可以降低成本、 消除沟通障碍， 其分布式组织架构和多节点联动机制可以在技术层面实现公民的自我沟通、 自我管理、 自我监督， 有效提高公民对国家治理体系的认同和信任。
结语
在无远弗届的将来， 一种大数据算力与人相伴共生的情景浮出水面： 大数据如同汪洋大海， 而算力如同大海中的洋流， 以磅礴之势带领人们驶向不同的世界， 人们经由各自的运算路径建构了属于自己的不同环世界。 环世界一经确定， 就会影响其中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 这样环世界自然负载着价值取向， 也必然蕴涵着某种权力。 在大数据和智能化时代， 就算力的环世界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而言， 无论是内在逻辑性算法重构形成的话语权力， 还是外在环世界的选择形成的规训权力， 都是基于一定算力的权力在国家治理型构中的应用。 这种型构， 与传统的权力应用和国家治理模式不同， 它不通过统治阶级的所谓国家机器， 而是依托内在地存在于每个人和社会组织中的隐形选择关系， 呈现为一种人们基于技术理性， 自发和自觉地遵守算力预设的环世界规则的国家治理形态。
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给社会生产关系带来的变化， 算力的环世界正深刻影响着数字化时代的方方面面， 内在逻辑性地增强了存在者的身份认同。这种主体以不在场的身份获得认同， 实际上是将人的活动数字化地保存在某一框架中， 这一框架通过权力关系形成环世界， 并在环世界内实现数据与人的量化。 环世界呈现出存在者在世状态的认知互动， 这种互动在 “话语即权力” 范式中进而发展出一种国家治理机制， 形成国家治理正典叙事。 以淘宝为例， 其内在的算力可以根据顾客的购买习惯、购买的物品和购买价格等信息， 推送针对性的商品， 而顾客则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设定在某一消费层次的标准中， 并在以后的购物中无意识地按此标准调控自己的购物习惯。
算力对人和世界 的影响嵌入到 国家治理体系中， 推动着技术理性在国家治理中应用， 进而算力的环世界所特有的技术权力开始形成并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作为一种新型权力， 算力构筑了算力的环世界这一种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底层逻辑。算力的环世界助推国家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深入人心， 并且具体化了技术化趋势和可实现路径，使得政府运作更加透明， 公共政策的扩张更加 可控， 社会制度的优化更加符合现代化国家治理的要求。
（作者郭明飞系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向继友系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