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吉胜，李茂 ：自然观的变革与生产力理论的发展——兼论新质生产力的自然观基础
摘要：生产力是人在改造自然中形成的物质力量，因而生产力理论与自然观存在内在关联。机械自然观是一种无人的自然观，与之适应的是要素生产力理论。马克思主义主张生成自然观，与之相适应的是劳动生产力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并进一步突出了自然的生命性。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劳动生产力理论的当代发展与创新，它使生命自然观思想得以进一步彰显，这既体现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中，也体现在新质生产力的属性特征中。新质生产力以其内在的生命特性，揭示了新时代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力量之源、创新机制与价值归旨。
关键词：自然观;生产力;生命自然观;新质生产力
生产力是人们在改造自然、满足自身需要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种物质力量，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状态是影响生产力质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恰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自然观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反映，因此，自然观的变革往往预示着生产力理论的发展与创新。自然观是人类古老的话题，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前，人类思想史中却没有形成明确的生产力理论，其原因在于人类对于自然仍处于慑服状态之中，没有看到自身的能动性。随着近代科学的诞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提出生产力概念与相关理论，他们的生产力理论可归结为要素生产力，即强调土地、资本、分工等要素作为一种客观力量对于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与要素生产力相匹配的是机械自然观，因为在机械自然观看来，自然是一种与人无涉的、有其自身逻辑的存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自然逐渐走向人的对立面。马克思对机械自然观发起了批判，从而转向生成自然观，强调现实的自然界是在人的劳动中生成的；马克思还通过扬弃资产阶级生产力思想，创立了劳动生产力理论，强调人与人的劳动对于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重要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同时也内蕴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思想，使马克思主义生命自然观得以更有力地彰显。
一、机械自然观与要素生产力
在马克思之前，自然观思想存在过两个波峰，即古希腊自然哲学与近代机械自然观。古希腊自然哲学呈现为两条路线的二元对立：一条路线是直观自然主义，如泰勒斯的水说、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等，德莫克利特的原子论是这一路线的极限形态（原子虽然是不可感的，但它毕竟被设定为一种具体的物质形态）；另一条路线则是超验自然主义或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如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毕达哥拉斯的数的本原论等。古希腊自然哲学的二元对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终结，亚里士多德以质料因和形式因将两种自然哲学统一起来，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质料因和形式因的结合。在对前人思想总结、综合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形成了以目的论为特色的有机自然观，认为“宇宙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自然是具有内在目的的”。中世纪宗教神学的崛起使得亚里士多德的有机自然观成为一种附庸式的解释学。然而，取代宗教神学及其自然观的不是亚氏有机自然观的再度复兴，而是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的崛起。
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仍然可被看作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某种继续，或者说它是对古希腊直观自然主义和超验自然主义的综合，因为它一方面沿袭了德莫克利特的原子论思想，另一方面又以牛顿力学体系为基础，而后者恰可以看作近代的“逻各斯+毕达哥拉斯”体系。从总体上来说，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实体主义：万物由实体组成，它们早已存在，具有不变的固有属性；（2）严格决定论：从给定因素可以计算出世界的未来进程；（3）观察无关性：主体与客体可以从相互作用中完全分开；（4）还原主义：整体等于部分之和。机械主义这种“无人”的、严格遵守客观理性的自然观并没有使人成为自然的附庸，恰恰相反，它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因为近代自然科学的成功使人们认识到，只要能把握科学技术，就能够掌握客观理性，进而改造甚至支配自然，以满足人类的需要。
正是以机械自然观为基础，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提出了要素生产力理论。要素生产力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突出要素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即程度大小，如重农学派认为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性要素。要素生产力理论并没有将要素局限于自然物质，例如，斯密划分出劳动、土地、资本三大类生产要素，同时又指出分工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要素生产力理论坚持的仍然是一种“无人”的生产力理论。因为在他们看来，分工产生的根源在于人天生的私欲，支配分工的规则是“看不见的手”，所以，他们忽视了这一点：人作为一种自觉能动的力量，是生产力的最重要因素。也因此，要素生产力理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打下两种观念烙印：第一，人类可以驯服自然，其基本方式就是通过科学技术掌握客观理性；第二，人类给自然造成的改变不会给人类自己带来不可控的不利影响。
实际上，无论是私欲还是“看不见的手”都是对资本逻辑的掩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驱动机制是资本逻辑：其表现形态为价值增殖，本质形态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形态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于资本逻辑来说，价值增殖一刻都不能停止，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然而，维持价值增殖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不断地向自然攫取，其后果是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其实，生态环境危机亦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自然环境领域的体现，因为足够的价值增殖是掩盖、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个重要条件，这就意味着对自然的攫取程度愈加剧烈，生态环境危机也就愈加严重。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要素生产力理论所遵从的客观理性是双重性的，第一重是自然界的机械程序，第二重是资本逻辑。第二重客观理性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掩盖，即转变为资本主义拜物教；第一重客观理性实际上是第二重客观理性向自然界的一种投射。因为资本逻辑如果能够永远地运转下去，那么自然界就一定要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正如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所批判的那样：“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做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那么，资本逻辑向自然投射的基本途径是什么呢？就是科学技术，因为“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一种方式，在资本逻辑所驱动的社会形态中，科学技术必然要服务于价值增殖以及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科学技术革命对于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似乎表明掌握了科学技术也就掌握了自然规律，从而能够尽己所需地支配、改造自然界。但是，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之下，通过科学技术投射出来的自然秩序并非真正的自然界的秩序，因为随着资本的不断扩张以及其向自然界的侵蚀，自然界反而通过资本逻辑向人类社会展开报复。然而，由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所以，科学技术成了资本逻辑的替罪羊。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承认生产力的要素构成以及要素的重要性，但它与要素生产力存在明显不同：一是将生产力要素置于劳动的框架内，将生产力要素归类为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二是强调劳动者是生产力要素中最活跃、最重要的要素；三是强调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从根本上克服了要素生产力理论“见物不见人”的根本性缺陷，而这与其所主张的生成自然观有内在关联。
二、生成自然观与劳动生产力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所以，自然界在马克思这里不再是一种类似于“绝对时空”的存在，它并不外在于人，而恰恰是在人的劳动实践中生成的。基于实践的生成自然观突破了机械论自然观的束缚，而科学的发展也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见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对论摧毁了“绝对时空”，量子力学则更进一步地否定了机械决定论。尤其是量子力学的一系列实验表明，微观事物究竟以何种特性呈现与人对实验的设置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微观事物的特性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
生成自然观强调自然界从潜在状态转化为现实状态，关键是把握其中的转化机制。黑格尔的自然观也是一种生成自然观，不过在他那里“生成”是与人无涉的。在马克思这里，自然的生成机制就是人的劳动，如其指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生成自然观揭示出自然并非与人无涉，自然究竟以怎样的面貌、形态呈现出来，与人的活动方式即劳动息息相关。所以，马克思强调：“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恰如前文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即从总体和谐走向对抗。这种对抗就是自然在“资本+机器大工业”的劳动方式中向人的生成与呈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即便已存在私有制，但是，人的劳动方式总体上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辩证法”，或者说，人类满足自身需要主要借助的是自然本身的属性或条件，这意味着对自然的服从，而非服从自然之外的某种力量。劳动作为自然的生成机制也表明，生态环境问题并非自然本身出了什么问题，也并非自然意图惩罚人类，而是自然的生成机制即劳动生产方式出了问题。当然，生成自然观并不意味着人类是自然的主宰，因为自然的生成过程实际上就是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的转化过程，自在自然的优先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并不会被改变，因为自在自然的自在性决定了人类不能够对其优先性地位加以改变或者规定。但是，人类面对自在自然并非就无可奈何，因为在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转化的过程中，人类增加了对自在自然的认识，这种认识将成为自然人化的实践力量。
作为一种关于自然的观念，生成自然观要求不能够脱离人去审视自然，实际上它也要求不能够脱离自然去审视历史，因为“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将造成“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同样是生成的，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描绘其生成过程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所以，自然与历史互为生成基础，也因此，生成自然观内在地要求人与自然的统一，而人与自然的统一方式就是社会的生产方式。当然，并非所有的生产方式都天然使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如前所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自然看作外在于人的，其结果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
生成自然观以劳动为自然的生成机制，劳动也正是马克思理解生产力的出发点。因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而生产力“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从劳动出发理解生产力为生产力的产生机制找到了现实基础，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贯彻，同时也是对形而上学彻底的拒斥。毫无疑问，生产力是一种现实的物质力量，从其现实性来看，生产力表现为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劳动，因此，马克思直接承认：“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人的自然力无外乎人的体力与智力，这种实实在在的自然力就是生产力的起点。虽然每个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自然力使自然界发生一定的改变，但是，这种个体的自然力还不能称为“生产力”，因为孤立的劳动“即使能创造使用价值，也既不能创造财富，又不能创造文化”。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这表明，劳动生产力首先是一种社会生产力。
然而，生产力之力不仅仅来源于劳动者，还依赖自然界中的自然条件。这些自然条件被马克思称为“自然力”或“自然生产力”，并强调指出自然力“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显然，没有自然力，也就不能够形成生产力。然而，自然界蕴含的巨大能量本身并不就是生产力，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转化形成生产力，而这种转化是通过劳动的分工机制实现的。“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因此，分工是“共同活动”的结构化呈现，合理有序的分工也就意味着“成倍增长的生产力”。分工可以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来考察，微观层面是指劳动者的组织形成及其与生产资料的匹配状况，宏观层面是指不同生产部门以及行业部门的产生与独立化。不管是分工的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都是生产力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体现，前者是生产力的社会单元，后者是生产力的社会功能及其运转机制。
劳动是生产力活的灵魂和统摄性要素，马克思主义劳动生产力理论不仅阐明了生产力的生成来源与形成机制，同时揭示了生产力的属人性。更为重要的是，劳动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因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阐明自然与历史的内在关联，也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揭示出剩余价值的源泉。
三、从生成自然观到生命自然观
生成自然观本就含有生命自然观意蕴，即承认自然的生命性。依据生成自然观，现实的自然界是在人的劳动中向人类生成的，而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不仅生成人的生命，也生成自然的生命。这是因为：其一，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使自然界获得了生命属性。通过劳动，自然物进入了人的生命活动，成为人的生命基质与生命构成。这不仅是说自然界向人的肉体生命提供了所需的能量、元素等，更重要的是，自然界为人的生命活动提供了基本要素，它是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的根本来源，因此马克思说自然物是劳动者“活动的器官”。其二，劳动作为人改造自然的活动，使自然界获得了生命动力。自然界虽然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但在人类以劳动改造自然界之前，自然界是自在而盲目的存在物。在人的改造活动中，自然界在不断满足人的需要、体现人的意志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换句话说，社会是一个生命体。显然，社会生命体的内在动力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人的个体生命是无法离开社会这个大生命体的，因为离开社会，对自然的改造就无从谈起。这意味着，自然的人化也就是自然的社会化，因而自然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其三，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使自然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阶段。自然界本就存在生命体，但在马克思看来，这些生命体与人的生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人与社会的出现，本就是自然界发展的历史结果，其特殊性在于通过劳动这种生命活动使自然界从自发的生命阶段进入到了自觉的生命阶段，因而可以说，人与社会是自然生命性的终极体现，这一思想就蕴含在马克思的如下论述中：“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生命自然观承认自然的生命性，但却不可将其理解为一种延展论或派生论，即将自然的生命看作人的生命的一种延展或派生。从前述论证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主义生命自然观中，人与自然乃是生命共同体。有必要补充的是，虽然自然界中的天然生命如动物与人的生命有着本质差别，但作为生命共同体来说，它们之间存在同质性。
若要澄清何为生命自然观，就十分有必要将其置于相关概念谱系中进行比较，从而避免一些误解。生命自然观强调自然是在人的劳动实践中生成的，这就会使人们产生疑问：生命自然观是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体系，不仅因为它有古老的思想渊源，也因为它在不同语境中存在不同理解。与生态环境问题密切相关的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这对概念。关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学界的理解较为统一，即它是对近代机械自然观的继承与发展，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自然的意义仅在于满足人的需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在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中发展起来，但是，却存在语境理解的差异。一种理解认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浅绿”思潮的自然观基础。“浅绿”思潮主张在更长远和整体利益上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相信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能够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另外一种理解认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基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命自然观显然不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当然也不是“浅绿”思潮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它虽然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关联，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命自然观就是一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因为恰如相关论者所指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过于强调人对自然的控制，忽视了自然界的物质性；试图通过道德革命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但却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理论窠臼，同时没有具体阐明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也没有明确利用自然的限定范围，实际仅限于对价值观的修补”，更不用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存在着解构马克思经典生产力理论的倾向。生命自然观其实属于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但与前文提到的各种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它属于“以人类为中心的有机论自然观”，“依据这种自然观，人类与其外部自然既然已耦合成了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有机生命体，那么，人类对于外部自然便应当如同对于自己的身体一样负有保护的责任和义务”。
上述结论意味着生命自然观也是一种有机论自然观，但是，这里应该加上限制词“马克思的有机论自然观”或“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论自然观”，若是将有机论自然观归属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则可能发生错解。因为有机马克思主义一般指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支流派，主要是将怀特海的自然观与马克思的自然观相结合。虽然两种自然观都倡导有机论，但已有学者指出两种自然观存在根本不同：“怀特海等人的现代有机论自然观一般并不重视人与自然之间通过人的能动活动耦合而成的这一对人来说最为直接现实的有机整体，或者，至少把这一对人来说最为本质性的关系与其他任何一种关系等量齐观了。而这一基于人类实践的耦合关系对马克思主义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当然，在马克思这里，生命自然观与有机论自然观的内涵是一致的，都是强调以实践为基础的人化自然观。
若生成自然观本就蕴含生命自然观，为什么我们这里要突出生命自然观？从理论方面来说，生成自然观作为对机械自然观的批判与革命，必须充分显示人的生命性，从而使自然的生命性有所削弱；从实践方面来说，作为一种全新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由于物质基础的相对薄弱，以及科学理论的发展不充分，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自然的生命性。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生成”到“生命”，凸显自然作为人生命的本质构成部分的重要地位，这是改善生态环境的观念前提，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所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其突出贡献之一就是使马克思主义生命自然观思想得以再次彰显，这可以概括为三个维度：首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出生命性是人与自然的基本共性。“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自然生命被视作异质生命、低等生命，甚至是无生命的存在物，因而自然不可能获得与人类一样的生命地位，也由此受到严重的破坏与摧残。显然，只有消除这种生命的异质性，人类才能真正地珍视生态环境。人与自然的生命共性不仅在于人与自然界中的生命个体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生命物质基础，更在于人与自然界中的生命个体本就处于一个生命共同体中。其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自然生命是整体性、系统性的存在。“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自然界的生命性直接体现为自然界中存在的生命个体，如果没有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链条，生命个体将不复存在。更为重要的是，自然界中出现生命个体本是自然界演化、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说，这种生命个体本就附属于自然界，是自然的生命性的具体显现，因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在这一点上，人类与自然界中的其他生命个体相比并无任何特殊性可言。最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自然是生命的根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生命的存在必须有其物质基础，必须有能量和营养的来源，而这一切都是由自然提供的。人类作为一种生命体，既是自然生命体，也是社会生命体，不管是作为哪种生命体，其能量与营养的来源都是自然。正如马克思所说：“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从个体生命到系统生命，再到生命之母，自然的生命性被全然揭示，并且，这个生命的主体就是人与自然构成的生命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劳动生产力理论彰显了人的生命性与生命力，但如前文所指，生命自然观一定程度上被遮蔽。新时代条件下，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呈现新的质态，这同时意味着劳动生产力理论必须得到新的完善与发展。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标识性概念，何为新质生产力？“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科学界定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深刻内涵与固有特点，同时也折射出新质生产力所内蕴的生命自然观。
从发展路径来看，新质生产力摆脱了传统生产力发展模式，显示了对自然生命性的深刻认知与敬畏。生产力的传统发展模式以资源消耗来换取增长，具有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特征，这样的发展模式其实是对自然生命性的漠视，更没有认识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关系，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从发展理念来看，新质生产力坚持新发展理念，体现了对自然生命系统性、整体性特征的全面观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全面地展现了“自然—人—社会”三重生命关联，既强调了对自然生命的尊重，又突出了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关系，更指出了新质生产力的生命价值归旨。从发展内涵来看，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抓住了自然生命的重要内生动力。现实的自然界是在劳动中生成的，因此，怎样的劳动方式就决定了怎样的自然形态，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将赋予自然生命以崭新的质态，使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达到高度的辩证统一。
新质生产力蕴含生命自然观，不仅体现在其内涵中，也体现于其属性特征中。首先，新质生产力是生态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作为生态生产力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新质生产力以良好生态为基本前提和构成性条件。生命活动是存在周期性与秩序性的，自然生命亦是如此。任何生产力的发展都应遵守自然生命的周期性与秩序性，即使一时一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能够换取生产力的短期快速发展，但这种对环境的牺牲实则忽视了自然生命的周期性与秩序性，因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与传统生产力发展路径不同，新质生产力强调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这不仅要求其保护生态环境，同时也要求遵循生命规律。其二，新质生产力是生态生命力的体现。物质变换是生命最基本的活动，生产力旨在实现人与自然之间有效的物质变换，若没有自然界本身的物质变换，也就不会有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即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所以，若没有自然界生态生命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就不会形成充实的自然力，生产力也将失去作为其基底的物质力量。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这种提升不再以“量”为标准，而是突出“质”，“质”的提升从根本上来说是对社会生命力的关注，同时也是对自然生命力的尊重与顺应。
其次，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作为绿色生产力，其“绿色”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生态绿色，二是社会绿色。生态绿色是绿色生产力的“绿色”本义，即强调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所以，社会绿色是绿色生产力之“绿色”的更深层含义。无论是生态绿色还是社会绿色，它们都是绿色生产力的目的与方式，因为“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色，更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人民群众的期盼”。“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破坏了生态绿色即人类生命活动的基础与前提。与此同时，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中本就存在着重复性、低效率的生命活动，更不用说为了补偿生态绿色而消耗的生命活动，这就使社会生活的绿色渐失，人的生命活动也失去了活力。所以，生态绿色与社会绿色是生命绿色的一体两面，而要实现生命绿色，就要“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作为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动力，新质生产力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新质生产力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但并不意味着放弃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而是强调在自然与社会之间找到生命活动的平衡点，这也是新质生产力注重科技创新、效能提升的重要原因。
最后，新质生产力是创新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新质生产力作为创新生产力，是一种全面创新，不仅包括生产力层面的创新，也强调生产关系层面的创新。这种创新是自然生命性的内在要求，因为创新是自然生命的基本存在形态。从生命科学的视角来看，生命体的创新有两个基本动力：一是内在的基因变化，二是外在的自然选择。在这一点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与一般的生命体相似，也有其内在结构和外在条件，即社会关系与自然环境。生产力恰产生、形成于社会与自然的结合，因而生产力就是在社会关系与自然环境的辩证运动中实现创新与进步，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之生命力的体现。创新虽然表现为人的创新、社会的创新，但是，创新必须观照自然环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这些要素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再要像过去那样以这些要素投入为主来发展，既没有当初那样的条件，也是资源环境难以承受的。我们必须加快从要素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因此，自然环境和资源的运动变化是推动创新的客观力量。可见，新质生产力的生命自然观基础也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由创新起主导作用的缘由。
五、结语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质生产力理论的丰厚土壤与自然观根基，是新时代条件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把握，强调自然的生命性是其显著特征。只有深刻理解把握自然生命与人的生命的平等性、构成性与共同性，才能够理解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质态，本质上是一种崭新的人类生命活动方式。在这一生命活动方式中，自然的生命性得以彰显，因为无论是人的个体生命活动还是社会生命活动，都要以自然生命活动为基础，都是自然生命活动向人与社会的转化。
新质生产力以其内在的生命特性揭示了新时代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力量之源、创新遵循、现实依据与价值归旨。
生命活动是生产力发展的力量之源。这里的生命活动不仅包括人的生命活动，也包括自然生命活动，其中自然生命活动是基础性力量，人的生命活动则是结构性力量。在传统生产力发展视域中，自然界当然也被视为生产力的力量之源，然而，这种力量只是被概括为“物理能”“化学能”以及“生物能”，从而遮蔽了自然力量的生命属性，其后果是生态环境遭受极大破坏，最终危及人类生命活动。在新质生产力视域中，自然之力是自然生命活动的体现。当然，自然之力不会自动成为生产力，它必须借协作、分工机制转化为社会力量。新质生产力以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催生动因，其实质是以人的生命活动结构为准绳组合配置生产力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以形成与人的生命活动同频共振的物质力量。
生命活动秩序是新质生产力创新的根本遵循。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但创新不是单纯地标新立异，而是对自然生命活动与人的生命活动秩序性的深刻认知。问题是创新的起点，问题的根本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状况，解决问题的基本出路在于加深对自然生命秩序的认识，同时调整人类自身生命活动方式以适应自然生命的秩序性。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遵循自然生命的秩序性以及人类生命活动的秩序性。更不容忽视的是，当生产力发展从自然生命活动中汲取力量时，若不遵循自然生命秩序，那么所得到的很可能是一种不可控的破坏力量。
生命活动状况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依据。生命活动与其周遭环境息息相关，不同的环境条件决定了生命活动的不同特性，而生命活动的多样性程度也决定了生命的韧性与活力程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一定要因地制宜，各有千秋”。这一重要要求实际上明确了“因地制宜”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总体原则。以“因地制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总体原则，既存在内部原因，也存在外部原因。从内部来看，“一方面，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发展的重点难点不尽相同，不能简单套用单一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不仅局限于‘高精尖’产业，也包括传统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等内容”；从外部来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因地制宜的总体要求体现了对自然生命活动的特性与现状的尊重，而这正是生命活动视域下的应然得出。否则，千差万别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仍然只会被视作千篇一律的要素或条件。因地制宜的总体要求也表明，只有尊重生命活动的特性与现状，才能够使新质生产力保有强大的生命韧性与活力，从而有效应对各种“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
生命活动需要是生产力发展的价值归旨。创造使用价值以满足人的生命活动需要是生产力发展的本初目的，但是，私有制的产生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驱动从生命需要转向了物化逻辑与资本逻辑，最终造成自然对人的异化。新质生产力的内生动力是人的生命活动需要，日益丰富的生命活动需要催动新质生产力的业态提升，同时，人的生命活动需要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得到新的展开。以人的生命活动需要为内在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为优美的生态环境是人生命活动的最基本需要。
新时代以来，我国生产力发展已经得到质的提升，“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在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中，生命自然观是不可忽视的思想指引，因为它寓示了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动力逻辑，规定了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遵循，彰显了新质生产力的价值指向。
（来源：理论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