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志龙：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创造性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强调以高质量文化供给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文化需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从“立场之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原理；创造性提出文化领导权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论、文明交流互鉴论，把握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普遍规律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观点之维”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原理；创造性提出“第二个结合”，阐述了理论创新、文化发展“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从“方法之维”扩展和升华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原理。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原理性贡献立场观点方法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彩华章，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新篇。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要不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重点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中原理性理论成果。”[1]这就要求我们要深入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内容和贡献。所谓原理，是“带有普遍性的、最基本的、可以作为其他规律的基础的规律”[2]。原理性贡献即上升到规律高度，具有本源性、基础性、普遍性的原理性内容所带来的贡献，是有根本、长远和普遍指导意义的贡献，是因为深化或升华了原有规律性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原理是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原理性贡献，可以从立场、观点、方法三个维度来理解和把握。
一、原理性贡献的“立场”之维
立场，是人们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立脚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首先体现在立场维度，体现在其“根本立场”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新时代文化建设始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彰显了坚定的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从“立场之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原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都论及了文化的人民性，都回答了文化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劳动群众不仅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而且是文化的主体和创造者，劳动群众不仅创造物质财富，而且创造精神财富。列宁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扎根于广大的劳苦群众中间。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郑重提出“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并坚定答道“我们的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的问题，认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进而确立了新时期“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方针。进入新世纪，江泽民鲜明提出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并倡导广大文艺工作者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从人民群众的火热实践和多彩生活中汲取营养，“为人民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胡锦涛认为，“一切进步文艺，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强调文艺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坚守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高远追求和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创造性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要求将其贯穿到新时代文化建设各项工作中。不论是就总体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还是就具体的文艺工作、新闻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都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人民立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一是，深刻阐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廓清了认识。针对有人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习近平明确指出，党性和人民性都是整体性的政治概念，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强调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旗帜鲜明讲党性和人民性，“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二是，准确把握了新时代我国文化领域的主要矛盾，致力于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文化需求。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在文化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为此，习近平指出：“我国文化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并要推进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出更多同新时代相匹配的文艺精品，从“高原”迈向“高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为丰盛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更好地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这为新时代我国文化生产指明了努力方向。三是，明确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文化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三个统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文化建设说到底是“着眼于人、落脚于人”的建设。习近平提出，要把服务群众和教育引导群众统一起来，把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和提高群众文明素养统一起来，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统一起来。四是，深化了文化发展成效由人民评价的认识。马克思曾说，人民历来就是作者够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以为人民不懂得文艺”是错误的，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得起人民评价的作品，要“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他还强调，衡量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和质量，最关键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文化产品。这突显了文化发展特别是文艺发展中人民的“评价主体”地位。
“以人民为中心”是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根红线，是贯穿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鲜明主线。它生动表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立场，蕴含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源于人民、表现人民、歌颂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属于人民，不仅是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原则遵循，也为其他国家推动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首要的原理性贡献。
二、原理性贡献的“观点”之维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也体现在观点维度，体现在其“核心观点”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包含文化领导权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论、文明交流互鉴论等，这些新论断深刻把握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普遍规律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观点之维”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原理。
（一）文化领导权论：发展了坚持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的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他们的著述中蕴藏着无产阶级政党要掌握文化领导权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阶级社会中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精神生产资料。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清醒认识到理论斗争、思想引领的重要性，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强调应把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从外面灌输给工人。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在文化思想史上首次明确提出“文化霸权”范畴。在他看来，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先期目标不是通过运动战夺取“政治社会”的领导权，而是通过阵地战夺取“市民社会”的领导权。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文化领导、思想领导的理性认识，持续探索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有效机制和恰当方法，从根本上掌握了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历史方位、新的世界局势、新的使命任务，习近平创造性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进一步鲜明提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新要求，形成了关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论述。早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他正式使用了“党的文化领导权”概念，强调文化建设守正“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
习近平文化领导权论的内涵要义在于：其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是立心立魂的工作，关乎我们党的长期执政、国家总体安全、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战略定位。其二，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新时代文化建设各方面各环节，包括对文艺工作、新闻舆论工作、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网信工作等的领导，确保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确保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落细落实。这是表层要求、基本要求。其三，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使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和信仰，形成深厚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并转化为自觉实践。这是深层次、根本性要求。因为文化领导的关键是思想领导，文化领导权的内核是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本质上是民众对政党意识形态的广泛深层认同。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习近平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党百余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史得出的重要规律性认识。其内蕴着两个层级的规律：一是，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要获取解放、建立政权或巩固政权、长久执政，除了必须进行军事斗争（建设）、政治斗争（建设）、经济斗争（建设）掌握军事领导权、政治领导权和经济领导权，还必须进行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思想文化建设）以掌握文化领导权；二是，对任一阶级及其政治代表而言，要争得统治、稳固统治，既要有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领导权，也要有思想文化上的领导权。因此，“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具有长远指导意义和广泛适用性的内容，既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和发展的文化建设原则，也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建设乃至任何国家的文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原理性贡献。
（二）“两个文明”协调发展论：拓展了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协调互促的原理
物质文明是物质生产或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积累的财富、达致的境界，精神文明是精神生产或文化建设取得的成就、积累的财富、达到的境界。马克思主义认为，两个文明紧密相连、相互影响、不可偏废，物质文明的发展会对精神文明的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同时精神文明的发展会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强劲持久动力。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调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进一步强调要“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形成了关于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大大深化、推进了我们党对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辩证关系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探索。一是，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阐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一个国家的强大、一个民族的振兴不仅体现在经济之强、军事之强上，更体现在文化之强、精神之强上。我国已经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习近平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指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强调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是“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因此，既要持续改善人民物质生活，也要持续改善人民精神生活；既要不断增强国家物质力量，也要不断增强民族精神力量；既要极大丰富社会物质财富，也要极大丰富社会精神财富。二是，从“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两个向度阐明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关系。从社会主义角度，习近平指出“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现代化角度，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老路，不是单向度的现代化，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强调要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相统一。三是，提出了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新命题。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共同富裕的问题愈加凸显。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要着力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更好满足广大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让人民享有更加丰富、更为充实和更高品质的精神文化生活。
习近平的这些论述深刻把握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法，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不仅对新时代新征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长远指导意义，而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搞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启发作用，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
（三）文明交流互鉴论：阐明了人类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实现发展的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观察到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发展趋势，预见了各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互相依赖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阐述了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不同文明间的双向影响，并在辩证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展望了未来的共产主义文明。列宁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认识到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必要性。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党的领导人不断加深对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认识。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倡“批判地吸收”外域的进步文化。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强调必须大胆借鉴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进入新千年，江泽民提出，应充分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借鉴”。胡锦涛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主张“推动不同文明对话和交融，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排斥”。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继承马列主义文明观，总结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经验，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高度，进一步鲜明提出“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和全球文明倡议，形成了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论”。其核心要义包括：一是文明具有多样性。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鲜明特征，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明都是这些民族和国家人民追求真善美的智慧结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的必要、互鉴的可能。二是多样文明是平等的。每个民族和国家的文明都有独到之处，都彰显着创造之美，都有自己存在的意义。不同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不能把差异当作差距，不能人为地把人类文明分为几等。文明交流互鉴要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摒弃傲慢和偏见。三是平等的多样文明需要互学互鉴。文明体也像其他有机生命体一样需要新陈代谢，否则就会走向衰亡。一种文明只有向其他文明学习借鉴、吸纳时代精华，才能获得营养、葆有旺盛生命力。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既不能生搬硬套、削足适履，更要有欣赏其他文明之美的眼睛，做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四是不同文明互学互鉴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不同文明在价值追求上有着相通之处，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把握多样文明的异中之同，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知，才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互促共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五是交流互鉴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由之路。一个国家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不是居高临下用自己的文明去改造、同化其他文明，不是用一种文明去取代另一种文明，而是在交流互鉴、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新形态文明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文明交流互鉴论”遵循“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逻辑，主张文明共存而不是文明优越、文明交流而不是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而不是文明冲突，是对西方狭隘的“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的深邃批判与实质超越。它深刻回答了在21世纪不同文明如何共处、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深刻揭示了各种文明及人类文明整体发展的基本规律，不仅对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的对外文化交往实践具有长远指导意义，而且对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交流交融具有深刻启示，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
“文明交流互鉴论”遵循“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逻辑，主张文明共存而不是文明优越、文明交流而不是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而不是文明冲突，是对西方狭隘的“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的深邃批判与实质超越。它深刻回答了在21世纪不同文明如何共处、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深刻揭示了各种文明及人类文明整体发展的基本规律，不仅对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的对外文化交往实践具有长远指导意义，而且对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交流交融具有深刻启示，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
三、原理性贡献的“方法”之维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还体现在方法维度，体现在其“科学方法”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拓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从“方法之维”扩展和升华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原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而是要求根据具体条件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供进一步研究使用的方法；强调需要的只是把马克思的理论应用于各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俄国社会党人应当把其推向前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与党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深刻认识到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必要性，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科学命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毛泽东同时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应该割裂历史，应该承继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其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续探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一以贯之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202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以更深邃的历史眼光、更坚定的文化自信，创新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新命题。此后，在党的二十大、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他进一步系统阐述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一是阐明了“第二个结合”何以可能的逻辑前提。习近平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两个根本异质的东西，它们虽然来源不同，但彼此之间存在高度的契合性，这是两者能够有机结合的基础和前提。二是阐明了“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内涵。“结合”是一个过程，一方面是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其成为现代的；另一方面是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滋养马克思主义，充实丰盈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使其成为中国的。习近平形象地说，“结合”的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其结果是二者合而为一，造就了新的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三是阐明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回顾历史，“第二个结合”厚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面向未来，“第二个结合”打开了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广阔文化空间，具有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四是明确了“第二个结合”的实践要求。习近平强调，推进“第二个结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深入挖掘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在进一步回答时代之问、实践之问、人民之问的过程中更为有效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粹和中华传统文化精华融合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和文化优势。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不仅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具有标识性的创新论断，而且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的科学方法，具有超出一国范围的普遍性。“两个结合”一方面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创新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特殊规律、中华文明发展的特殊规律，揭示了我们党的创新理论的形成机理，内含着厚重的传统文化观、大历史观，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另一方面深刻蕴含着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普遍规律（本土化时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各种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蕴含着对古今内外关系的规律性把握（把外来的思想理论同本国具体实际、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此而言，“两个结合”本身可谓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深远广泛的方法论意义，不仅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长远指导意义，而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乃至任何国家推进现代化建设都有启发意义，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价值。
综上所述，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一系列上升到规律高度、具有长远和普遍指导意义的原理性内容，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原理，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属于21世纪中国的原理性贡献，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世界范围内文化交往、文明互鉴的科学指南和实践遵循。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们要高举习近平文化思想这面思想之旗、文化之旗，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权，坚持人民至上，推进“两个结合”，着力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着力促进不同文明平等交流互鉴相融，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理论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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