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东旭：数字资本逻辑主导下全球数字治理困境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摘要：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引发了当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人类社会正在向更高阶段的 数字社会主义迈进。数字化生产方式的推行和数字社会主义的构建也要求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向纵深方向 发展。当前全球数字治理面临新的困境，如资本与技术的耦合导致数字治理难度加大、追求剩余价值的 生产导致全球数字竞争加剧、政府数字治理效能减弱、数字资本的扩张导致发展藩篱的文明级差等等。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关注全球数字治理问题，为不断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 系、构建更加美好的数字社会提出了中国方案：一是要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加强数字技术基 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提升社会生产力、助力全球数字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二是要完善全 球数字治理体系，提高数字经济治理能力；三是要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国际合作，打破数字资本的结构性 霸权及其垄断扩张；四是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数字文明造福世界各族人民。
关键词：数字资本逻辑；全球数字治理；数字经济；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深度应用，数据这一生产要素已深度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经济社会各领域，推动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和数字治理模式的更新与发展。然而，在数字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全球数字治理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随着数字资本全球扩张的步伐加速推进，资本与数字技术的合谋加剧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导致全球数字治理赤字不断恶化，全球数字治理更加困难。同时，传统的国家治理体系在治理理念、治理模式及体制机制等方面已不能很好地满足数字化时代的各项治理要求。在此背景下，分析并探究关于数字资本逻辑主导下全球数字治理这一核心议题，特别是全球数字治理的困境、原因以及中国面对这一困境的战略性选择，对不断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提高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数字化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全球数字治理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1］30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不断推动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革，并重塑社会关系。这一变革浪潮不仅加速了 经济转型升级，也对全球数字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每一次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会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每一次经济形态的变革必然以新的生产要素为根本驱动力。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2］188 当前，世界正经历着深刻的数字化变革，数字技术不仅驱动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向纵深发展，更成为引领先进生产力发展 的核心引擎。以数据+算力+算法为基础的数字技术作为当前社会发展的主要生产工具，正在推动社会进入以数据为主要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的数字经济时代。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新型的生产要素，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推动着要素自由流动、资源优化配置，极大增强了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诸环节的联系，促进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并不断推进数字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加快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日新月异的数字科技每时 每刻都在释放着无限潜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和数据价值化加速发展，5G、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新技术、新业态蓬勃兴起，深刻影响着全球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建设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共识。毋庸置疑，数字化生产方式已然形成。［3］
诚然，数字化生产方式的变革对全球数字治理的现代化也提出了迫切要求。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它“符合经济规律，符合各方利益”［4］392，是不可逆转的时代发展方向。恰逢此时，“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5］。数字经济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代表，正推动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将世界各国连接为一个整体。然而，随着数字技术以及数字经济新平台、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坚持走资本逻辑老路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在信息技术、数字产业等方面的优势快速结成同盟，打造基于资产阶级利益的世界秩序，不断拉大贫富差距，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数字技术垄断，独享数字技术、数据资源，甚至联手打压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的发展。这种数字霸 权主义的行径，不仅加剧了国家间的数字鸿沟，也不利于全球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公正合理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亟待建立健全。
二、数字资本逻辑主导下全球数字治理困境
尽管数字化生产方式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然而很多国家在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数字治理体系及数字公共服务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各国在应对本国及全球数字治理方面的难题时仍束手无策。同时，随着数字资本的不断扩张，数字化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发生了重大变化，即数字资本家主导着数据生产要素，掌握所有权和控制权，使得全球数字治理面临严重挑战。
1.资本与技术的耦合导致数字治理难度加大
数字技术作为生产力，在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进一步强化了技术对社会生产的赋能效应，然而也值得我们警惕：“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6］228由于资本以获取超额利润和追求剩余价值为最终目的，在数字资本逻辑的驱动下，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合谋形成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为创造新的商品和拜物教形式提供了可能，导致数字技术有时“表 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2］358数字资本一味地追求剩余价值的增殖，使得数字技术偏离正常的发展轨道，加大了数字治理难度。具体表现为：在政治安全层面，致命性自主武器会进一步加大战争和冲突发生的概率，增加滥杀滥伤风险，数字恐怖主义通过加密货币筹款、通过社交网络联络、通过无人机实施袭击，对国家、社会和个体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在经济秩序层面，大型科技公司垄断扰乱市场秩序，部分金融科技公司通过过度收集用户数据、掠夺性放贷等行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算法在管理中的应用加重了对数字劳工的剥削；在社会文化层面，人工智能黑箱模型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极易在公共决策和翻译中引发偏见、歧视等道德问题，用户难以实现有效维权。［7］
尽管各级政府正在试图借助数字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但在实践中，由于过度依赖技术的力量，仅通过数字技术来化解数字技术造成的各类社会问题显然难以奏效。因为在数字资本家的操控下，数字技术早已异化为一种独立于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在力量，甚至反过来支配人、奴役人，进一步加剧了数字化时代的治理难题。
2.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导致全球数字竞争加剧
“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8］714资本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9］405，它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以一种更加残酷的方式吞噬整个社会。数字化的生产模式本应是共享、普惠、互利的生产特征和贸易模式，但在数字资本的主导下，却是自利的、少数人获益的。在 数字化时代的劳动分工中，数字资本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追求加速了劳动者技能的分化。数字化世界市场的形成一方面拉动了全球消费的增长，缓解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压力，但它也“将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扩大到全球范围，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酝酿着更强烈的经济危机”［10］。从世界市场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解决这一危机便在世界范围内寻找“良方”，于是它们将触角不断伸向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彼此不断恶性竞争，循环往复，再次激化了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跨境数据流动、数字技术要素、数字贸易规则及数字市场监管等领域存在明显分歧，受地缘政治竞争影响，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冷战思维和政治偏见，各国在数字治理领域的战略博弈持续升级。在北美洲，美国不断发展 “基于规则的秩序和盟友”，加强跨大西洋数字安全集体行动，致力于打造数字贸易和数字安全伙伴，意图在数字战争中加强对全世界的统治。同时，美国联合相关国家推动数字领域新的标准贸易规则形成，试图影响全球数字规则走向。［11］反观发展中国家，尽管许多国家提出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战略，不断加强与国际的联系，但由于发达国家的层层包围和强力压制，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治理话语权仍然较弱，竞争优势更是微乎其微。
3.数字资本逻辑主导下政府数字治理效能减弱
“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12］408，而资产阶级所谓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3］33。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资产阶级的本质并未改变。在资产阶级统治者看来，信息技术革命不应被解释为与 以前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断裂，相反，它是其逻辑的延续。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其本质是资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手段和方式。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各政党相互掣肘，数字化的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善，各种社会矛盾频发，最终导致政府数字治理效能大幅减弱。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数字基础设施较差。从本土维度来看，数字资本家作为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必然将数字技术作为捍卫统治的工具，并对广大数字劳动者进行压迫和控制，而不会将其广泛运用于社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尽管政府实行数字化改革和数字化治理，但数字基础设施仍极不完善。从全球维度来看，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和全球普及依赖于大数据储存、5G技术及超级算力等。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坚持资本逻辑，不断加大对全球信息技术特别是 高新数字技术的封锁，压制发展中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举步维艰。与此同时，美国不仅未将数字技术全力投入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反而将其运用于军事战争，如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的数字巨头公司 SpaceX 利用其星链技术为乌克兰提供数字网络技术，加剧了世界局势的不稳定。
其二，全球数字治理规则不完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政府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 总是以“资本总代表的身份协调各种利益冲突，为投资者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14］62。从本土维度来看，数字治理是数字化治理及数字化改革。［15］36政府作为数字治理的重要主体，大型数字企业作为数据获取的主要平台，只有两者的有效结合才能打造高效、合理的数字治理模式。然而，由于数字治理规则的不健全、不完善，当前政府与企业间在数据获取、传输、整理、分析及利用等各个环节面临多重挑战，导致企业发展受限、政府的数字治理效能减弱。从全球维度来看，数字 治理的体制机制仍受数字资本逻辑主导。在美国和欧盟两大经济体的压制下，数据流通受阻，导致样本割裂、产业链割裂、内外部割裂，数字治理规则的构建和完善受到重重阻碍。
其三，平台公司责任不清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经济与治理模式在组织和技术上发生了深刻变革，平台公司不仅成为经济的关键角色，而且成为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的基础设施。［16］然而，在数字资本逻辑的驱动下，平台公司也成为数字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重要渠道之一，它丧失了数字平台本应造福人民群众的社会功能。在平台资本主义的主导下，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工作秩序出现，优步、亚马逊和苹果等科技巨头推动了数字经济这一商业模式的发展，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掌握在少数个人手中，他们通过技术驱动的外包和分包做法，远程管理其支离破碎的供应链，从而摆脱应尽的责任。［17］同时，原本以公民的利益诉求为发展导向的数字平台，却通过其拥有的巨大影响力来重组慈善活动和公民互动，进而从用户的在线互动中不断攫取剩余价值。大型数字平台企业通过算法无限制搜集用户数据信息， 凭借其行业垄断地位扰乱市场秩序，不断加大对数字劳动者的剥削，给政府数字治理带来严峻挑战。
4.数字资本的扩张导致发展藩篱的文明级差
数字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是在数字技术进步与人类普遍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新图景，根源于数字社会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交织于数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之中。在任何时代，经济、政治领域的革命必然掀起文化领域的波涛骇浪，数字革命也必然推动人类文明发生巨变。当然，理想的状态是数字革命不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但事实并非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在数字资本逻辑的主导下，资本与数字技术的合谋使得这种矛盾运动更加复杂多变、跌 宕起伏，数字资本的扩张正一步步地引发数字发展藩篱的文明级差［18］，从而加大了全球数字治理的难度，阻碍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在肯定资本文明性的同时，也辩证地批判了资本的破坏性。马克思认为，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框架不仅导致经济的两极分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而且也带来了发展藩篱的文明级差。在数字化时代，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垄断利润，数字资本家凭借数字核心技术垄断，不断突破种种限制向外疯狂扩张，其中，数字资本输出比数字产品输出更加疯狂和严重，成为发达国家数字资本对外扩张的主要方式。然而，在数字资本如此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商品化、资本化、私有化及全球化并不纯粹通过经济的运行而进行， 数字资本全球扩张已完全渗透到政治、经济、 文化及社会等各个领域，数字巨头凭借其在 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领域的绝对优势而拥有地缘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首先，数字巨头不只是在物理空间中运作或行使权力，他们有更多的信息、数据和平台资源来操控他国社会舆论、恶意攻击他国政府网站、挑起重 大政治事端，将其倡导的“普世价值”与数 字技术深度融合，通过数字途径在全球传播，从而解构其他国家的文化主权和价值观［19］，这使得工具理性的效用更加明显，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被工具理性所重构，逐渐异化为行走的“僵尸”，完全被西方国家所建构的数字文化和价值观所裹挟。其次，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数字巨头们坚持资本逻辑的老路，在得到政治权力的保护后进而 控制政治权力，通过国际运营逐渐建立起全球性的数字帝国。例如谷歌、脸书、苹果等，它们创建并填补了数字空间并试着摆脱国家控制［20］，创建属于自身的商业帝国，打造属于自身的企业文化，从而凌驾于本国文化之上。例如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亚马逊文化、微软文化、乔布斯文化等，整个社会似乎被这些“神乎其神”的企业文化所笼罩，大众对他们顶礼膜拜，成为他们忠实的信徒。最后， 资本正在学会寄生于文化差别之上，以便从中获取利润。［21］相较于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表现，数字资本输出在文化领域的侵蚀和扩张显得更加“顺其自然”。在大众数字平台和泛娱乐主义的依托下，数字资本利用新消费主义引导受众热衷于追求和标榜个性化、独创性及反制度化的精神，宣扬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进而获得更多的、免费的数字劳工。殊不知，在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侵蚀下，人拜倒在五彩斑斓的数字商品面前，普通的数字用户变成了被自身欲望所驱使的奴隶，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被扼杀，成为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的人”。由此，数字资本全球扩张引发的数字文明级差逐渐形成，一极是数字帝国的美丽天堂，一极是数字劳工的魔鬼般地狱。
三、数字资本逻辑主导下全球数字治理的中国战略性选择
习近平指出：“拥抱世界，才能拥抱明天；携手共进，才能行稳致远。”［22］494习近平积极倡导各国经济体在开放、共享的环境中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数字世界的互联互通，共同跨越数字鸿沟、共享数字红利，实现数字经济合作共赢，共同为世界经济发展培育新动力、开辟新空间。
1.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布局，加强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首先自身要具有过硬的本领和实力。习近平指出：“综合判断，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23］205，“我们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不断 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23］206。从国际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24］245。世界各国和各大经济体纷纷将数字经济纳入发展战略，加快数字经济领域的产业布局，争相出台一系列推进传统产业与互联网深度整合的相关政策，以提升本国和本经济体的 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力争掌 握未来经济发展的优先权和主动权。从国内来看，数字经济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23］208，在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站在世界发展的十字路口，只有掌握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才能在“两个大局”中把握时代发展的命脉，将国家发展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推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方面，数字基础设施的另一功能就是可贸易性，它与知识积累、知识外部性实现叠加，形成一个全新的全球性的产业网络。［25］137当前，我国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再上新台阶，算力基础设施从零散到系统，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初步建立，“东数西算”工程全面启动，我国“算力规模约占全球 27%，排名全 球第二，有望在‘十四五’末实现全球算力规模第一”［26］。然而，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虽发展迅速，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基础核心技术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数字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还很突出，如在高端芯片、操作系统、精密传感器及工业软件等方面，还没有完全实现独立自主，受制于人的局面仍旧存在。因此，在数字化时代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新形势下，我们要正确把握时代大局，加强形势研判，不断完善战略举措和推进机制，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
2.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国际合作，打破数字资本的结构性霸权与垄断性扩张
马克思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7］540-541在新一轮信息技术和全球化浪潮下，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全球价值链，世界各国和各大经济体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数字资本的结构性霸权和垄断性扩张，全球数字治理也面临一系列挑战，需要世界各国和各大经济体共同应对新挑战、解决新问题。
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愿“同各方 探讨并制定全球数字治理规则”［28］，“中国愿意在技术交流、数据共享、应用市场等方面同各国开展交流合作”［29］，为开展数字经济和数字治理领域合作指明了方向。具体来看：一是坚决维护与践行多边主义，尊重各国独立发展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权利。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发展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显著增加，加之近年来国际社会上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及伪多边主义的逆全球化潮流强势抬头，国际贸易规则受到严重影响和破坏，全球数字治理体系乱象丛生。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要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基于相互尊重的公正、可持续的发展和贸易模式”［30］，要“携手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28］ ，并指出“人为‘筑墙’、‘脱钩’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损人不利己”［31］5。二是呼吁世界各国和各大经济体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主动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加强双边、多边交流与合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推动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这样才能更好地增进沟通理解、弥合分歧、凝聚共识、合作共赢。三是倡导缩小并消除数字鸿沟，实现全球数字经济共同发展。各个国家要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化转型，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让数字经济的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国家、更多人民。
3.多部门、多手段协调发展，提高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全球数字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多手段协调发展，全方位推进。对此，习近平指出：“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要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 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22］538具体来看：一是要加强政府公共部门、数字平台企业及社会公众等不同主体的协同治理。多主体协同治理是数字治理的核心特征，有助于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提高数字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因此，既要“完善主管部门、监管机构职责，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又要“明确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和义务，建设行业自律机制”，还要“开展社会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形成监督合力”。［23］208 其中，首要的是发挥好主管部门、 监管机构的职责作用。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国家数据局，“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32］工作。二是着眼于数字经济发展特点，注重从技术入手，“改进提高监管技术和手段，把监管和治理贯穿创新、生产、经营、投资全过程”［23］208。三是要加强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控。我们在不断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技术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同时，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重点加强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23］208，“筑 牢可信可控的数字安全屏障”［33］。四是“要 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23］208。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是一套完整的系统工程，只有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才能实现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的协调发展格局，提高数字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34］
4.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数字文明造福世界各族人民
马克思明确指出：“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13］50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联合起来。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达的数字社会，世界各国早已成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在发展数字经济及加强全球数字治理的过程中，中国始终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不断与世界各国 “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24］201，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数字经济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先导，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已形成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数字经济战略体系，在数字技术、数字产业、数字应用、数字治理等方面发展势头正足，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为全球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成为其他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典范，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另一方面，由于数字技术的特殊性以及历史、现实等多方面的因素，当前全球数字治理还面临巨大挑战。作为一个勇挑重担的东方大国，中国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始终胸怀天下，不断推动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合作与数字治理体系建设。习近平也曾多次在国内国际重大场合明确表示，世界各国要不断深化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推动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共同营造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共同提升数字化应用水平。同时，习近平特别强调要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提高我国数字经济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通过“开展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及时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23］208 。
四、结语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7］502 通过对数字资本逻辑主导下全球数字治理困境的分析和批判， 我们应当看到，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在推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历史性作用，但数字化时代所展现出的数字资本逻辑在本质上仍然是资本逻辑在数字时代的全球扩张，只是在形式和结构上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进程实际上仍然是资本奴役和追求人的解放相交织的历史过程，也正是在数字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全球数字治理面临巨大困境。因此，要推动全球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就必须打破数字资本逻辑的支配和控制，改变数据生产要素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模式。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准确地把握世界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提出了关于发展数字经济和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入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的 时代内涵，有利于中国与各国一起以人类社会发展的数字化转型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共 识、形成合力，更好地抢抓新机遇、推动新发展、开创新局面，大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建设，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数字科技 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文明成果更好地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来源：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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