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斌：新时代青年精神生活治理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及文化逻辑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健康、丰富、充实的精神生活是青年美好生活的重要维度。从青年美好生活需要的视角出发，现实生活中精神生活层面存在的问题成为影响青年美好生活，影响青年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因素，构成了青年精神生活治理的逻辑起点。精神生活治理具有显著的人民性，人民是精神生活治理的实践主体、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精神生活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精神生活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影响，青年精神生活治理也需要深刻的文化自觉。文化对精神生活有教育引导、凝聚共识和约束规范等功能，因而要通过发挥文化的作用，不断满足青年的精神文化需要，促进青年美好生活的实现。
关键词：新时代；青年；精神生活治理；文化逻辑
青年的美好生活是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相应满足的基础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综合提升，青年的获得感更加充实、幸福感更有保障、安全感更加持续的生活状态。新时代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健康、丰富、充实的精神生活构成了青年美好生活的重要维度。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①。这就要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为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丰富和提高青年精神生活提供了基本遵循和重要指导。从现实情况看，一方面，当前我国青年精神生活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在物质生活不断充裕的基础上青年的精神生活日益充盈；另一方面，社会心态、伦理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等精神生活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成为影响青年美好生活，影响青年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因素。由此，引发我们对当前我国青年精神生活的深刻反思与追问：现时代的精神状况如何评判，失序的精神生活如何整肃，良性的精神秩序如何构建？我们从青年美好生活需要的视角出发，寄希望于通过精神生活的有效治理，为新时代中国青年提供健康的精神生活方式，不断满足青年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新时代青年精神生活治理的问题意识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实践的起点。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②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可以说，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就是一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③问题导向的本质是研究人的生存实践中的矛盾。某种程度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就是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④简言之，问题导向是我们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式，也是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美国著名的批判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区分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议题”，这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也是一种发现和提取问题的方法。具体来讲，当问题只是出现在个体身上时候，这只是他的“个体困扰”，问题的解决依赖的更多是自身层面的能力、付出和机遇；当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或问题带有相当的普遍性时（在时间上已经延续一定的时期，在空间上已经拓展相当的范围），“个人困扰”也就超越个体层面，成为社会发展的“公众议题”，也就必须从更为宏观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去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将目光聚到当前我国社会精神生活领域：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相关调查显示，九成受调查者认为衣食无忧后幸福感不升反降。同济大学公布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显示，我国超过六成的社会公众精神文化生活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推出的《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需求结构发生重大转型，居民对心理和精神生活的不满意度首次超过了对物质经济生活的不满意度。近年来，类似的新闻报道、调研结果不一而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虽然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总体上已经走出了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的物质生存得到了基本的保障。然而，物质生活的充裕并未相应带来精神生活的充盈，日益充实的物质生活和相对贫乏的精神生活之间的现实矛盾已经凸显。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并没有完全形成与这种实践相适应、相匹配、相符合的精神生活状态。从精神生活整体来看，青年精神生活在发展过程中，自身也表现出两种相互矛盾的趋势。一是长期以来我国处于集体化和组织化的总体性社会，形塑了青年群体同质化的精神生活，社会精神生活表现出一致性、同质化的趋势；二是随着我国社会个体化进程，个体不断从原有的集体和组织中“脱嵌”，个人的主体意识不断觉醒和增强，努力寻求“为自己而活”的生存实践、生活体验，社会精神生活逐渐表现个性化、多样式和异质性的趋势。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构成了精神生活发展的内在矛盾。从精神生活的内容要素来看，青年群体精神生活领域面临社会心态失衡、伦理道德失范、价值观功利化、理想信念淡化等突出问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印发的《关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指出，“精神文明建设领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人包括少数党员干部信仰缺失、价值观扭曲，深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人际关系缺乏信任感，违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现象时有发生”。⑥新时代新征程中如何构建与物质生活相平衡、相适应、相协调的精神生活？如何解决新时代中国精神生活领域呈现的突出矛盾和复杂问题？精神生活秩序出现失序之时，也是我们深入反思之时；精神生活出现问题之际，也是我们理性重思之际。
精神生活治理既是基于精神生活遭遇的现实性问题而提出的，也是治理理论向精神生活领域的延伸和拓展。具体来看包含了精神生活治理的主体、精神生活治理的客体、精神生活治理的目标和精神生活治理的方式四个维度的内容。其一，精神生活治理的主体是精神生活治理过程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承担者，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精神生活治理的主体，回答“谁来治理”的问题。其二，精神生活治理的客体就是从对象性的角度出发，对当前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治理。精神生活治理的客体，回答“治理什么”的问题。其三，精神生活治理的目标是为了克服和消除精神生活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其引发的负效应，促进个体形成积极、健康、丰富的精神生活，社会形成理性、和谐、现代的精神风貌。精神生活治理的目标，回答“为何治理”的问题。其四，精神生活治理的方式是正式的规则和制度以及非正式的规则和制度的结合。精神生活治理的方式，回答“如何治理”的问题。
精神生活治理是关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问题，也是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精神动力的根本问题，更是关涉美好生活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搞好精神生活治理不是策略问题，而是战略问题；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全局问题；不是暂时问题，而是长久问题；不是一般性问题，而是关键性问题。精神生活治理是由精神生活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倒逼产生，并在不断化解矛盾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深化、拓展。坚持问题导向，遵循问题逻辑，聚焦广大青年群体精神生活领域的突出问题和现实短板，回应青年的期待和诉求，满足青年美好生活的需要是精神生活治理的直接动力。质言之，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突出的现实针对是精神生活治理的逻辑起点。需要进一步把握的是，精神生活治理实质上包含有“整肃－抑恶”和“重构－扬善”双重面向。精神生活治理的“整肃－抑恶”维度，是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当前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存在的问题、矛盾甚至是冲突；精神生活的“重构－扬善”维度，是坚持目标导向，指向构建新时代青年精神生活的优良秩序。可以说，精神生活治理不仅仅是“亡羊补牢”式的事后补救之计，更是“未雨绸缪”式的事前预防之策。
二、新时代青年精神生活治理的价值取向
精神生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物质生活基础上，现实的人利用其所拥有、选择、追求和创造的精神资源满足与超越自身精神需要的精神活动及其精神状态，它是人的本质存在方式。”⑦毋庸置疑，精神生活对青年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现实的人并非孤立于世的独立存在，青年精神生活必然在社会中才能得以展开，因而精神生活对社会发展与进步同样有重要的意义。对个体而言：第一，精神生活对青年发展有引导功能。“求真、向善、尚美”是我们倡导的精神生活的基本价值。精神生活能够引导个体寻求心理的健康发展、道德水准的提升、理想信念的确立，引导青年优良心灵秩序的形成以及意义世界的构建。第二，精神生活对青年发展有激励功能。人的行为是在各种驱动力的作用下产生的。精神生活能够让个体产生精神动力，激发个体不断去思索、追求和创造可能生活。第三，精神生活对青年发展有批判功能。精神生活能够对青年的精神生活实践进行批判反思，对积极健康的精神生活方式给予肯定，对消极甚至有害的精神生活及时纠偏。对社会而言：精神生活的经济价值体现在通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物质文明发展；精神生活的政治价值体现在通过疏导社会心理维护政治稳定；精神生活的文化价值体现在通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来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精神生活的生态价值体现在通过培养生态意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精神生活治理是一项以问题为导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社会实践活动。精神生活治理应当坚持什么样的价值取向？精神生活治理的实践效果如何？这些问题会直接影响到精神生活个体功能和社会价值的彰显。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回答精神生活的价值取向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在考察历史创造者的问题时，是基于现实的个人这一前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何谓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作出回答，指出：“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⑧这种现实的个人，是从自身和社会需要出发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具有能动性的人。马克思从主体的角度指明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即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毛泽东也曾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⑨进一步看，“人民”绝不仅局限于“个别人”和“少数人”，而是作为历史生活主体的“每一个人”，是社会历史的“剧中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⑩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
精神生活治理的价值取向，是人们基于一定的价值标准，在精神生活治理实践中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的价值选择。精神生活治理的价值取向，涉及精神生活治理的根本目的，体现精神生活治理的根本立场，决定精神生活治理的方式。精神生活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精神生活治理领域的重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对精神生活治理实践有激励、制约和导向作用。具体表现为：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推动精神生活治理不断发展坚实的价值支撑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精神生活治理的规范性因素，要求精神生活治理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这一根本目的；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精神生活治理的导向性因素，引导精神生活治理活动消除人民精神生活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朝着和谐有序的方向发展。
精神生活治理具有人民性，也就是包含治理依靠人民，治理为了人民，治理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三重意蕴。具体看，人民是精神生活治理的实践主体，是精神生活治理的“参与者”；人民是精神生活治理的价值主体，是精神生活治理的“受益者”；人民是精神生活治理的评判主体，是精神生活治理的“评判者”。我们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贯彻于精神生活治理实践的各个环节。第一，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既是精神生活的主体，也是精神生活治理的主体。广大人民是精神生活治理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依靠人民的智慧。第二，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也就是既要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更要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既要提高人民物质层面的获得感，更要提高人民精神层面的获得感。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的精神需要作为精神生活治理实践的根本目的。第三，把是否解决人民精神生活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否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作为衡量精神生活治理成效的标准。“是否解决人民精神生活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这是基于问题导向的评判，“是否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这是基于目标导向的评判。“两个是否”的衡量标准体现了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的方法论。
三、新时代青年精神生活治理的文化逻辑
人既是一种物质性存在，也是一种文化性存在和精神性存在。人的劳动、生产、实践推动了文化的生成、发展与演进。人也正是在文化的创造和学习过程中得以成长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实践观在人与文化关系上的贯彻。文化与人的精神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的发展不仅直接体现人的精神生活发展状况，而且积极推进人的精神生活发展，促进人的精神生活质量提高。正如恩格斯所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⑪。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也认为：“作为一个人类整体的文化，可以被称作人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⑫。可见，文化特别是先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构成了青年精神生活发展的重要条件。文化对青年精神生活质量的影响，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直接以科学文化知识、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等展现青年精神生活发展状态；二是以外在的传统文化、大众文化、网络文化等文化资源影响青年精神生活的发展。
精神生活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影响，精神生活治理也需要深刻的文化自觉。也就是，从文化的视角探寻新时代青年追求更有品质、更有意义和更加文明的精神生活的可能路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最初提出并系统阐发了“软实力”的概念，即与硬实力相对，“通过吸引的手段而不是强迫或收买的手段从而达己所愿的能力”⑬。我国学者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对“软实力”概念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内容设定等方面进行了“中国化”的发展。文化是贯穿软实力的经纬，是维系软实力的灵魂。同时鉴于文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着力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选择。依据约瑟夫·奈的观点，我们将治理划分为硬治理和软治理。其中硬治理主要以经济、法律等硬性命令方式展开，软治理主要指以文化、价值观等软性同化方式展开。为此，我们进一步提出精神生活软治理，即通过价值、精神、伦理、思想等文化形态和文化因素，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社会行动，达到整肃和优化精神生活秩序的目的。精神生活软治理通过柔性治理、弹性治理等非正式的治理方式展开，更加强调治理的灵活性，而文化是精神生活软治理的重要方式。
正视精神生活领域存在的问题需要从更为根本的角度也就是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予以关照。那么，文化何以成为精神生活治理的重要方式？这是由文化的精神生活治理功能所决定的。其一，文化的教育引导功能。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资本，蕴藏着教育的因素，发挥教育人、引导人的作用。文化通过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方式，指向人的精神世界，涵养和化育人的心灵世界。以文化人实质上就是“重视人文教育、隐形教育，注重精神成长、思想提升，主张潜移默化、润物无声，通过有意味的形式，长久地、默默地、逐渐地感染人、影响人、转化人”。⑭其二，文化的凝聚共识功能。文化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是人民构建精神家园、增进 思想认同的基础。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意识形态建设等就是试图通过发挥文化的作用，用马克思主义凝聚社会共识，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其三，文化的规范约束功能。依英国著名文化学者英格尔斯（FredInglis）之见，“文化是为社会的精神生活提供和甄别道德标准的”⑮文化的内在伦理特质和基本的道德价值，规约了个体精神生活发展的方向和准则。文化对社会精神生产与精神生活的约束、规范与引导，就是要使社会的精神生产与精神生活符合文化的时代发展需求与文化的时代精神本性。正是文化具有以上精神生活治理功能，通过文化手段达成的优良精神生活秩序，才得以更为稳固和持久。相反，我们熟知的用行政、法律等手段开展的运动式治理和专项型治理，是以社会重大恶性事件、社会重大危机事件为切入点，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展开治理行为。如此，一方面无法适应当代中国精神生活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场景，往往容易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理困境；另一方面无法从根本直达和化育人的心灵，也就难以达到治本的效果。归根结底，二者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非常规、非常态的治理方式，不免落入治理失灵的窠臼。
青年精神生活发展要以文化的兴盛为重要支撑。“我们所生存和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是一个‘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的时代'，是一个真正需要凸显文化建设的实践品格与伦理性追求的时代。”⑯我们当前的精神生活治理应该利用何种文化资源以及如何利用文化资源？这是用文化来治理精神生活所必须回答的现实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形成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伟大旗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根基，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为战略任务，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发展道路，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奋斗目标的治国理政文化思想。从精神生活治理的意义上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现实指向就在于重建中华民族以及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也为新时代青年提供一种健康的精神生活方式。从文化资源的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了青年精神生活提升的文化资源。
第一，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青年提供深厚的精神滋养。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经过历史的发展和时间的积淀，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构成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根基。“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⑰比如，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与人为善”的道德理念，重视“自省”“慎独”的道德修养，倡导“知行合一”的道德践履；秉持“言必行，行必果”的精神风骨，倡导“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风貌，追求“至诚至善至美”的精神境界，等等。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彰显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为青年精神生活的优化、精神世界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迪。
第二，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为青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革命文化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头。革命文化能够为青年提供精神之钙和力量之源，是青年精神生活发展丰富的营养剂和助推剂。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感天动地的革命事迹、崇高伟大的革命品质、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诠释了革命文化独特的文化价值。革命文化所蕴含的革命品质、革命精神、革命传统凝聚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基于历史的视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串联成了革命文化的精神谱系，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精神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发挥了巨大的精神指引作用。革命文化在当今时代依然具有现实的生命力，原因在于它同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有很高的契合度。比如，革命文化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追求理想、勇于奉献的精神，实事求是、锐意进取的精神。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实践如何发展，这些精神和品质具有穿越时空的永久魅力，始终闪耀着力量的光芒。
第三，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青年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⑱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举措和现实要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所以能够引领和丰富青年的精神生活，是因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其他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先进性。为此，通过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价值引领作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青年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社会文明程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为青年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不断满足青年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页。《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9页。
④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15页。
⑥《关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指导意见》，《人民日报》，2017年4月6日。
⑦廖小琴、廖小明：《重构人的精神生活》，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2页。
⑫[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89页。
⑬[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⑭冯刚：《坚守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0日。
⑮[英]英格尔斯：《文化》，韩启群等译，南京大学出版，2008年版，第39页。
⑯袁祖社、董辉：《“文化公共性”的实践与现代个体优良心灵秩序的养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⑰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9页。
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页。
（来源：北京青年研究）
